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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經說過,“政策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句話概括的是幹部在執行黨的路線方針中的重要作用。我國當前正處在一個社會發展的特殊時期,各種利益衝突、社會矛盾複雜地糾葛在一起,由於政府職能的原因,政府又成了這些矛盾的核心。對基層政府而言,一方面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增大,另一方面是幹羣關係緊張,嚴重影響了基層政府的形象。爲了解決這些矛盾從中央到地方在幹部問題上都做足了功夫,在基層選拔任用年輕幹部就是其中之一,但社會輿論對此卻並不買賬,“嫩者上”、“低齡化”成了對年輕幹部的調侃。當然對幹部的管理也並不只是年輕化這一點,加強培訓和學習,完善考評機制都是必須的,對此,我們採訪了中央黨校黨建研究部主任王長江教授,清華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於安教授,希望兩位專家的觀點對我們認識幹部年輕化與幹部管理的問題有所幫助。
——編者的話
幹部年齡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刺激公衆神經的敏感話題,從“60後”幹部漸成中國政壇中堅帶給人們對幹部年輕化的無限期許,到昆明30名“80後”幹部通過公開選拔掛職副縣級領導,讓人感到的種種疑慮,這中間的情感變化折射出公衆隱隱的擔憂———是否幹部“年輕化”的制度目標正在被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幹部“低齡化”所異化。正是這種普遍的隱憂讓“29歲市長”的出現掀起了一場始料未及的輿論狂潮。
幹部“年輕化”與現實問題沒有必然聯繫
最早提出幹部隊伍年輕化建設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上世紀80年代初,爲解決“文革”後復出的許多部門領導年齡偏大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大力提倡培養年輕的接班人,提出幹部的“四化”建設,即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其中年輕化是核心,也是最爲剛性的指標。
但是,隨着時過境遷,過分強調“年輕化”的問題也暴露了出來,年輕化變成了年齡一刀切,很多基層幹部剛過40就開始年齡恐慌,過了45就準備“讓賢”了,原本正是年富力強幹實事的時候,卻開始整日爲謀個“好前程”下功夫。中央黨校黨建研究部主任王長江教授對幹部“年輕化”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說年輕幹部有理想、有幹勁、有創新精神當然是好的,但是如果過度強調“年輕化”,甚至把它當成惟一剛性的指標就不對了。現在有些地方在比着降低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你50我就45,你45我就40,這是把“年輕化”庸俗化了。我們提出幹部年輕化的初衷是爲了解決幹部終身制的問題,但現在我們有了任期制就不存在終身制的問題,幹部任用只要嚴格遵守任期制,年齡就不該對幹部的任用產生過大的影響。
事實上,現在的基層幹部中存在很多問題,如貪污腐敗、庸碌無能、與民爭利、幹羣關係緊張等,很多地方爲了解決這些問題在幹部的管理和任用上做了不少的嘗試,任命年輕幹部就是其中一種。對此,王長江教授認爲幹部年輕與否與解決這些問題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關鍵是要看幹部是由誰來決定的。如果人民對幹部的任用有了決定權,那麼上述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我們說黨管幹部是說黨要管幹部隊伍、政策、導向,黨要爲百姓選擇自己的幹部提供好服務,而不是要管到每個幹部的人頭。關鍵是黨要爲幹部管理制定好的制度,這裏說的制度應該是一個有機的、綜合的,協調統一的整體,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隨意動咎出一個禁止幹部包二奶的規定,或禁止幹部出入娛樂場所的規定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制度的要素,而要素成不了制度,相反這些要素因爲缺少有機的聯繫可能還會出現彼此矛盾打架的情況。因此真正能解決幹部管理問題的不是制度要素而是完整系統的制度。
培養年輕幹部不能拿基層百姓“開練”
對80後幹部掛職副縣級的問題,清華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於安教授直言“不能拿老百姓開練”。他說,80後年輕幹部在經歷和閱歷上是有所欠缺的,他們當然需要培養、成長與鍛鍊的機會,但是不能拿基層的老百姓開練。現在基層的社會矛盾、利益衝突非常複雜,各種問題勾聯在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一觸即發,這對基層幹部在認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基層更需要成熟和能力強的幹部,不能完全把基層百姓當成年輕幹部開練的對象。
對於幹部“年輕化”,於安教授也同樣認爲不能過分強調突出。他說,幹部的履職能力與年齡沒有直接的關係,關鍵是應該按照公務員法的規定細化每個職位對幹部的要求。中央國家機關的一個處級幹部可能只是一個執行者的角色,而基層的一縣之長卻是一個決策者的角色,兩者雖然是同級的職位,但對幹部能力與素質的要求絕對不一樣,不能隨意互換。作爲基層的縣級單位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多樣化社會,直接面對最現實最根本的利益問題,對一個人的閱歷能力、理論和實踐水平要求很高。所以我們應該本着公務員法的基本規則因事設崗,因崗選人。事實上,公務員法對幹部的年齡沒有那麼剛性的要求,是人們在應用過程中把年齡剛性化了,何以如此,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