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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耕身
近日有網友爆料稱,安徽阜陽轄區內的一鎮政府辦公樓可謂富麗堂皇,其中書記室裏的紅木傢俱便在百萬元以上。而置辦傢俱時該縣是國家級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幾百元。置辦者則是該鎮原書記張家順,即“白宮書記”張治安的父親。張家順被稱爲“潁上教父”,曾和張治安輪番擔任該鎮書記。(7月7日《廣州日報》)
原來“白宮書記”背後還有一個“潁上教父”。儘管我們不知道,這其中有着怎樣的組織原則,其父子二人輪番擔任鎮書記又是如何實現的,但有一點再明顯不過,那就是張家父子在一個時期內先後壟斷了一個行政區劃的最高權力,當這種權力由父及子,又由子及父,也表明了一種以權力“世襲”爲特徵的代際傳遞關係。當權力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成爲某種可以“繼承”的私有資產,其背後又有着一種怎樣的地方法治或權力生態?
由此,一條有關阜陽“白宮事件”的鏈條更爲清晰:因爲某種地方權力生態的存在,才使得由“潁上教父”而至“白宮書記”的權力代際傳遞成爲可能。也因爲同樣的原因,權力者窮奢極欲建豪華辦公樓、豪華辦公室、坐“龍椅”,或爲非作歹地違規佔用耕地、行賄、受賄、索賄,也就成爲可能。至於羅織罪名陷害舉報人,也就成爲權力者爲捍衛自身利益的必要之舉。
可能在很多人看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幾百元,而鎮書記辦公室的傢俱便在百萬元以上,是一個衝擊力很強的比對。而這恰恰也是一種必然,那就是如果權力能夠“代際轉移”,那麼必然加劇貧困的“代際轉移”,因爲權力的代際轉移減少了窮人發展的機會。這個觀點,是早在2004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一書中所指出的。該書統計數據還表明,官員子女成爲官員的機會,是非官員子女的2.1倍。
在今年1月6日,“白宮書記”張治安迫害舉報人事件被查處後,新華社曾經刊文追問:張治安爲何能一手遮天?司法部門爲何迎合“一把手”旨意知法犯法?張案已進入司法程序,而其經濟問題爲何至今沒有調查結論?現在看來,由“白宮書記”牽出的“穎上教父”,牽出的權力代際傳遞及地方權力生態,或許正是一個答案。
“白宮事件”那位叫做李國福的舉報人,同樣以生命的代價表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公民以權利制約權力,無疑是對權力進行及時、有效、全面制約的機制之一,也表明,只有進一步保障並且完善公民權利,纔可能最大程度遏制權力代際傳遞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