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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英法艦隊突然闖入大沽口,並在此後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與炮臺守軍展開激烈爭奪。1900年,由於清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炮臺最終失守。“廢去大沽口及直隸各處炮臺”——《辛丑條約》上的白紙黑字無異於給曾經輝煌的大沽炮臺宣判了死刑。此後,清政府被迫將炮臺拆毀,現僅存南岸“海”字炮臺遺址,其餘已蕩然無存。
天津衛,三宗寶,鼓樓、炮臺、鈴鐺閣。天津的歷史,和軍事有着密不可分的關聯。從建衛之初,它就以一種軍事形態存在着。隨着時間的推移,軍營雖然漸變爲一座城市,但早期軍人性格、風氣、行事方式對於天津本土的影響,卻潛移默化,一直流傳下來,而且在幾百年的時間裏,許多軍事史上的重大事件,許多重要的人物,都在這裏發生、出現……
炮臺、牆子和營門
天津作爲一個軍事重地,炮臺幾乎成爲城市遺蹟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清代,天津城周圍曾建有七處炮臺,分佈於海光寺西、馬家口、三岔河北、邵公莊東和城西雙忠廟等地。而其中被譽爲“天津衛三寶”之一的炮臺,則是此七處之外,遠在東邊入海口的大沽口炮臺。
早在明嘉靖年間,爲了防止倭寇的擾掠,明廷開始在大沽口駐重兵、設銅炮,作爲軍事要衝的大沽口,從此正式設防。到了清嘉慶21年,也就是公元1816年,在海河河口的南北兩岸各建造了一座圓形炮臺,這就是大沽口最早的炮臺。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清廷正式修建大沽口炮臺,共有炮臺四座,安設大炮30尊,駐軍八九千人。史料記載,1858年春,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法、美俄四國公使率領聯合艦隊二十餘艘,向大沽口炮臺進攻,守炮臺的士兵奮勇反擊,擊沉聯軍軍艦四艘。但由於總督譚建襄畏敵先逃,炮臺終於被攻陷,聯軍長驅直入,迫使清廷簽訂了《天津條約》。戰後,清廷重新修建大沽口炮臺,在海河河口南岸東沽村修建炮臺三座,在北岸寧河縣于家堡設炮臺兩座,在後牆營門設小炮臺二十五座,共擁有大炮六十四尊,防務比以前更爲加固。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大沽口外的軍艦三十餘艘,向大沽口炮臺猛攻,守軍傷亡慘重,大沽口終被攻佔。辛丑條約後,八國聯軍先拆除了天津城牆,次年,即將大沽口炮臺連同其他沿海炮臺、兵營盡皆拆除。從此大沽口炮臺只剩下土基,成爲歷史陳跡。
今天的大沽口炮臺已經修建博物館,可以供遊人參觀,成爲天津城市風格軍旅特色的實物見證。除此之外,漫步天津城市街道,與軍旅生活有關的地名、遺蹟其實仍然隨處可見。
“牆子河”,當年也是出於軍事考慮人工挖掘的。史料記載,咸豐十年(1860年)正月,統兵大臣曾格林沁親王爲增強天津防禦外寇入侵的能力,下令圍繞天津城垣挖築長36裏的護城壕牆。壕牆南北向各距城廂約三四里,壕牆東西向各距城廂約五六裏,近城河道及城廂之外民居、店鋪密集地帶,均被圈入壕牆之內,並設大小炮臺12座,駐兵5000人,鋪勇3000人,形成天津城廂之外的一道外城防禦工事,爲與外界溝通建了11座營門。人們把這道起防禦作用的環城之“牆”,稱爲“牆子”;把牆外挖的水溝,稱爲“牆子河”。如今,說起“牆子河”,好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但提起南京路幾乎無人不知。其實,南京路就是當年的“牆子河”,至今南京路臨近海河的一端仍然保留着“牆子河”與海河連接的河閘。
說完“牆子河”,還有大小“營門”。仍然是與上述修築的防禦工事有關,就在這道圍牆中間官方設置了14個“營門”。史料記載,嘉慶六年(1881年)重修後,四個正營門分別爲:位於今唐家口附近的“寅賓門”(東營門),位於善慶庵附近的“西成門”(西營門),位於海光寺南部的“來薰門”(南營門),位於紅橋附近的“拱辰門”(北營門)。研究天津民俗地理的譚汝爲先生曾撰文對十個偏營門的位置給出了詳細描述:按照東南西北順時針方向排列,分別是位於小樹林東北部的“鎮遠門”(俗稱東營門)、位於今大營門東北部的“朝宗門”(俗稱直沽營門)、位於今大營門的“凝暉門”(俗稱梁園營門,即今大營門)、位於今小營門的“厚德門”(俗稱小南門)、位於通小稍直口處的“三慶門”(俗稱小西營門)、位於今芥園附近的“順軌門”(俗稱西北營門)、位於今校場對河處的“保衛門”、位於今通大覺庵路的“綏豐門”(俗稱小北門)、位於今新開河窯窪附近的“翊運門”(俗稱堤上門)、位於今北站附近的“建魁門”(俗稱東北營門)。
譚先生認爲,在天津衛這塊熱土上,明清兩代屯田的士兵、漕運的水手,以及長期駐紮在天津的李鴻章的淮軍、袁世凱的新軍,都爲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軍旅氣氛,客觀上也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氣和堅忍不拔的性情。在明清兩代,軍人及家屬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羣體。軍旅性格中堅忍不拔的硬性,與移民性格中燕趙慷慨的豪情相結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調——豪爽直率、愛憎分明、疾惡如仇、見義勇爲,以扶弱濟貧、打抱不平爲尚。義和團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都顯示出天津人勇猛頑強的性情。在天津歷來的慈善和公益事業上,典型地體現出俠肝義膽和古道熱腸。
從建衛淵源到“嘎皮”小子
天津於明代建衛,“衛”在明朝屬於一種軍事建制。朱棣以“靖難”爲名發兵與其侄子建文帝爭奪皇位,他率兵從天津的前身——直沽出發,偷襲滄州,並經過幾年的戰爭,最終攻陷南京,奪取皇位。後來朱棣即位,年號“永樂”。爲了紀念開始發兵的“龍興之地”,朱棣把“直沽”這個“天子渡河之地”賜名爲天津。天津得到賜名後,於同年設置了軍事部門。當時天津設有天津衛、天津左衛、天津右衛,統稱三衛。
很多學者在論及天津文化時都會談到“兵營文化”對於天津的影響,600年前海河兩岸駐紮的軍隊就是後來這個城市的雛形。明清以降,天津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都是畿輔重地,時至今日,“兵營文化”對於這座城市的潛移默化依然沒有完全消失。小時候,常看到長輩們指着某個小男孩說:“這小子,又‘嘎’又‘皮’。”可以說,“兵營文化”的痕跡時常在天津人的性格中閃現,無論是在街上瘋玩瘋鬧的“嘎皮”小子,還是天津人骨子裏的倔強與淳樸。今天,儘管當年的兵營已經變成了一座現代化城市,但早年間軍人的性格、風氣乃至行事方式,都一一流傳了下來,繼續在這座城市中不斷上演。
從小我們就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知道了很多抗擊日本侵略者和解放戰爭時的故事。對於少未經事的孩子來說,“戰爭”遙遠且神祕,甚至有一點點刺激——正因爲此,兒時我們最喜歡的遊戲從“騎馬打仗”到“佔山爲王”,似乎都與戰爭脫不了干係。在童年的記憶裏,軍人是偉大的職業,除了保護人民的天職,單是那一身軍裝加上各種職業裝備,就足以令人興奮。後來,“嘎小子”們都上學了,除了繼續做做“戰爭夢”,每人手中又多了本《兵器知識》或是《世界軍事》……
正因爲有了這種淵源,生長在天津的男孩子們崇拜對象多是軍人,理想也是長大後當個軍人,馳騁沙場。正因爲年紀還小,理想只能等到長大才能去實現,所以玩兵人玩具,指揮它們作戰就成了最現實的行爲。今天,古文化街裏擺賣的木製刀劍依然暢銷;無論玩具手槍還是真人比例兵人玩偶也都能大賣,骨子裏的“尚武”情結仍未能解開,只是不知這屬於幾代人的記憶還能維繫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