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以北京爲首都的關係，不管是明代還是清代，中央政府都將天津視作畿輔重地，而歷史上的諸多事件也凸現了津門在軍事上重要的地位。

　　中國古代軍隊的編制幾經變化，但從周代起，即採用軍、師、旅、卒、兩、伍的編制。它的基礎就是“五五制式”，也就是說，以五個人爲一伍，即軍隊最基礎的作戰單位，五個伍也就是二十五個人爲一兩，依此類推。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雖然對這一制度略有調整，但大體沿用。天津於明代建衛，根據《明史》記載，明代對衛所的軍隊配置是，一個衛下設有五個千戶所，每個千戶所設有1120人；每個千戶所又分十個百戶所，每所112人；而每個百戶所又分成兩總旗，每旗五十人；每旗包含五小旗，每小旗十人，總的算起來一個衛應有五千六百人。而明代，除天津衛外，本地還設有左右兩衛。

　　清代駐兵制度也頗爲複雜，以《清史稿·兵志》所記八旗兵爲例，共分四種，包括畿輔駐防兵、各直省駐防兵等等。在雍正年間，朝廷在天津增了水師營，就屬於畿輔駐防兵。而除八旗兵外，清軍中還有綠營兵，早在順治年間設立直隸官兵經制的時候，天津就設有天津鎮總兵。

　　此外，清制中還有防軍、陸軍等編制。防軍本來是招募兵，每營士兵數量的多少都沒有定數，不像八旗兵和綠營兵那樣正規，也不屬於常備軍隊。但是年深月久，八旗兵和綠營兵養尊處優，軍務廢弛，再也找不回清初時期的勇武。後來隨着湘軍、淮軍等軍事力量的出現，防軍逐漸形成了體系，勇營取代了日益孱弱的八旗、綠營兵，成爲軍隊的主力。同治元年在天津創練的洋槍隊，就屬於防軍。

　　晚清時局變幻莫測，幾經改良之風，軍隊變革也不例外。防軍之後，又有陸軍，後者則出現在甲午戰爭後，是中國受到西方衝擊後的產物。由於清軍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並屢有全軍覆沒的情形出現，致使清廷大受刺激，決心整頓軍務，設立新軍。當時朝中掌握實權的大臣榮祿推薦袁世凱練兵，稱爲新建陸軍，而練兵的地點就在天津的小站。

　　袁氏在小站練兵時，聘請了德國教頭，引入了西方的陸軍制度和武器裝備，令中國軍隊的體系與以往大相徑庭。由於當時天津的軍事教育相對發達，設有武備學堂等軍事院校，所以不少畢業生後來進入小站，其中包括馮國璋、段祺瑞等人，加上曹錕等人，竟成爲北洋軍閥集團的雛形。

　　小站練兵時，袁世凱將軍隊人數擴充到了七千人，根據當時的奏摺所寫，其中包括“步隊三千人，炮隊一千人，馬隊二百五十人，工程隊五百人”“並加募步隊二千人，馬隊二百五十人”，後來這一人數又有擴大，達萬人之多。

　　因爲以北京爲首都的關係，不管是明代還是清代，中央政府都將天津視作畿輔重地，而歷史上的諸多事件也凸現了津門在軍事上重要的地位。

　　明代倭寇屢犯海疆，戰事本來一直處在南方，以戚家軍的抗擊爲主。然而在萬曆年間，日軍進兵朝鮮，將戰火燒至北地，雖然並未進入明王朝的國境，但如果明廷對朝鮮坐視不理，極有可能在將來的戰略中受制。因此天津作爲抗倭前沿，開始了武備上的籌劃。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天津人除了修築工事、組建民間武裝力量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爲入朝作戰的明軍提供後勤保障。

　　保障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糧餉。由於津門屯田甚多，所以成爲了輸糧大戶，約三分之一的軍糧由天津徵納，並輸送至朝鮮境內。而天津地方政府也利用徵收賦稅，爲軍隊提供了大量的軍餉。

　　此外，天津還利用“兵工廠”爲軍隊提供武器支持。古人對火器研究一向甚深，至明代已有了長足的發展，甚至出現了連發銃炮這樣先進的武器。所以在天津爲軍隊提供的武器中，包括千餘門大炮，萬餘門小炮，火力可謂相當強大。此外還有弩、箭等兵器無數。

　　到了清末，天津作爲戰略要地的作用再次顯現。只是這一次是被西方人利用。從鴉片戰爭開始，半個多世紀裏，西方人四次進犯大沽口，八國聯軍侵華更是以天津作爲突破口，從大沽口登陸，進兵北京。

　　八國聯軍侵華前，榮祿已將北洋各軍編爲武衛軍，包括聶士成、袁世凱所部在內。而攻陷天津之時，除袁世凱的右軍在山東外，武衛軍其餘諸部悉數在津作戰，損失慘重，聶士成等人殉國，幾乎全軍崩潰。多年後，那些倖存的部隊被民國納入北洋軍的編制，那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