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鐵路是在西南解放不到半年，在國家財政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西南人民修建的新中國第一條鐵路。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奏請清廷擬自修川漢鐵路，以“闢利源而保主權”。此議提出後，英法兩國即先後四次照會清政府，強求修築川漢鐵路。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1月，錫良以國內集股方式頒發《川漢鐵路按租籌股詳細章程》，同年7月又將川漢鐵路公司改爲官商合辦；次年派出胡棟朝、陸耀庭勘測川漢鐵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因川漢股款不清，致官紳羣起反對，川漢鐵路改歸商辦。清宣統二年(1910年)11月，美、法、英、德四國蠻橫阻撓粵漢、川漢鐵路商辦，清政府次年將“築路權”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同年6月17日，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由此爆發“保路運動”。清政府瘋狂鎮壓保路運動，激起全國人民憤怒，成爲辛亥革命爆發的導火索。

　　進入民國後，四川地方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政府又曾多次提出修建川漢鐵路及其西端的成渝鐵路，並聘請工程師進行初步勘測和設計，專門成立“成渝鐵路工程局”負責成渝鐵路的建設。1937年6月，成渝鐵路開始斷斷續續地施工，但直到1949年10月，也僅完成原預算工程總數量9%，未鋪設一根鋼軌。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後，中共西南局作出的第一項重大決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鐵路爲先行，帶動百業發展，幫助四川恢復經濟”。同年12月7日，成立“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交通接管委員會鐵道部”，1950年3月21日成立“重慶鐵路工程局”(同年6月改爲“西南鐵路工程局”)，6月15日，該局在西南軍區大操場舉行成渝鐵路開工典禮，隨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司令部直屬部隊組成的軍工築路第一總隊即奔赴工地，從而揭開了修建新中國第一條鐵路的序曲。川東、川南、川西、川北4個軍區，也相繼組成4個總隊，開赴工地。爲統一領導，協調交通、工業、財政、民政等部門的工作，保證工程的順利進行，7月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又專門成立了以西南軍區副司令員李達爲主任的“西南鐵路工程委員會”，按照“花錢少，事情辦得好”的原則，統一領導、督促工程的進行。爲加快工程的進度，11月，在原有軍工築路隊的基礎上，又決定動員民工參加築路，並抽調大量地方負責幹部進行組織領導。整個工程前後共計投入軍工28646人，失業工人18981人，民工70177人。

　　築路軍民在缺乏機械設備的困難條件下，憑着鐵錘、鋼釺、炸藥、扁擔、竹筐和建設新中國的豪情壯志，夜以繼日地開山劈路，共挖掘土石方1460餘萬立方米，砌御土牆15萬餘立方米，開鑿隧道14座，修建大橋28座，小橋189座，涵洞446個。同時，他們還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創造性，解決了修路中的不少難題。1952年6月13日，成渝鐵路完成全線鋪軌任務，總計完成正線鋪軌505.060公里，側線136.67公里。

　　1952年7月1日，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條由自己設計、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爲國產的成渝鐵路，在重慶、成都兩市同時舉行隆重的通車典禮。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鄧小平等紛紛題詞祝賀，成渝兩地人民更是歡天喜地，熱烈慶祝。

　　成渝鐵路的建成通車，不僅實現了四川人民近半個世紀的夙願，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及其駕馭、領導經濟建設的能力；而且拉開了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序幕，改變了四川交通的格局，對建國初期重慶乃至整個西南地區國民經濟的恢復，都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至今，成渝鐵路仍是聯繫成都與重慶及其所輻射的川西川東地區的重要交通幹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