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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乙肝歧視”又成爲全社會的熱議話題。先有報道稱,衛生部擬出臺政策,要求取消常規體檢表中的乙肝檢測項目。隨後,衛生部出面澄清說,此觀點僅爲專家建議,非官方意見。但“乙肝”和“歧視”這兩個關鍵詞,早已觸動了大家的神經。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39健康網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公衆對“歧視”的知行矛盾,在結果中展現了出來——雖然只有6.9%的人承認自己“存在乙肝歧視”,但當面對“你是否願意和一名乙肝病毒攜帶者或患者共同吃飯”的具體問題時,33.2%的人明確表示“不願意”,還有39.4%的人說要“看情況”。
知道歧視不對,但事到臨頭還是難以一視同仁。這正是歧視可怕的所在。疾病歧視、地域歧視、年齡歧視……現實生活中,各種各樣的歧視無處不在。本次民調中,48.4%的人指出,最可怕的不是被歧視對象,而是歧視本身,它纔是具有傳染性的“社會病毒”。
歧視存在知行不一
當被問到是否願意和乙肝病毒攜帶者或患者一起用餐時,在銀行工作的李小姐反問:“一起用餐會傳染嗎?”同樣,在深圳從事外貿工作的彭先生也坦言,自己對乙肝病毒的傳播途徑不瞭解。
民調顯示,47.3%的人認爲歧視產生的原因是“缺乏瞭解所造成的恐懼”。
“如果一個權威的專家能在權威媒體上告訴我乙肝的傳染及預防知識,打消我的顧慮後,我會願意與乙肝病毒攜帶者一起用餐。”剛說出這句話,李小姐沉默了片刻,“不過,還是能免則免吧。”
調查中,27.8%的人認爲“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的心理”是形成歧視的原因之一。
李小姐的想法不是沒有代表性,大四學生黃真,曾經在2008年做了一項關於乙肝的調查,其中一組數據令她十分疑惑:64%的受調查者明知乙肝病毒不會通過共飲共食、共用餐具的方式傳播,但依然有幾乎相同比例的受調查者(63%)表示,他們在與乙肝病毒攜帶者或患者共餐時會十分小心謹慎。
本報調查也表明,67%的人承認存在知行不一,即“不承認自己歧視某些人,但在行動上卻表現爲歧視”。
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張智勇告訴記者,心理學家研究發現,如果人們對一個事物的認知很泛泛,行爲就容易背離本來的態度。解決辦法之一,就是將認知儘可能細化,即不僅僅要告訴他們“不能有歧視”,而且要將泛泛的歧視細化,如告訴他們“不要歧視職場疾病患者”、“不要歧視肝炎患者”等等。
歧視出於刻板印象
“乙肝歧視”絕不是社會中僅有的歧視,生活中各種各樣的歧視其實無處不在。本次調查中,99.1%的受調查者認爲“身邊存在歧視”,其中26%的人表示“歧視無處不在”。
求職、教育、婚姻、戀愛都成爲歧視的“高發區”。調查顯示,“求職”是歧視最嚴重的領域,76.1%的人選擇此項。接下來還有:婚姻(60.1%)、工作(59.1%)、社交(48.5%)、戀愛(44.5%)、教育(38.2%)、升學(37.9%)、消費(25.9%)。
在深圳工作的彭先生承認,自己單位不招收非大學畢業生。這樣的招聘條件在國內的求職市場上十分常見。在他看來,產生歧視歸根結底還是因爲“僧多粥少”,以最典型的就業歧視爲例,“工作機會就這麼多,有勞動能力的羣體卻如此龐大,用人單位當然尋找更優秀的”。
本次調查中,33.2%的人認爲產生歧視的癥結就在於“現實競爭太激烈”。
金融從業者郭小姐認爲,歧視還可能出於對某個羣體的刻板印象。“我奶奶就告誡我,嫁人不嫁東北人,因爲東北男人打老婆。”她笑着說,“我當然清楚這是一種片面的觀念,我也不相信我遇到的東北人都打老婆,但我們在做任何選擇時,總要考慮怎樣使自己的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吧。所以在擇偶時,我可能真會忽略這個羣體。”
調查中,42.3%的人認爲,輿論常常類別化地看待某一類人,這是對具體個人的不公平。
“社會歧視的成因是比較複雜的問題,可作‘顯性’及‘隱性’的劃分。”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張曙光教授告訴記者,顯性歧視很大一部分基於制度,比如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儘管這種結構差距在最近若干年有所改善,但依然不夠;而隱性歧視,可能一部分是基於傳統,比如殘疾歧視,中國古代的殘疾人是不能當官的,新中國剛成立時殘疾人也不能上大學。
什麼歧視最嚴重?調查中,56.7%的人首選“身份歧視”,其次是“殘疾歧視”(50.7%),“疾病歧視”佔49.8%.。“外貌歧視”、“地域歧視”、“學歷歧視”、“戶口歧視”的選擇比例分別爲41.6%、30.6%、28.0%和27.7%。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歧視
身份歧視作爲最嚴重的歧視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大家對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子女的態度。剛剛初中畢業的方小雁(化名),兩歲多就隨父母從河南老家來到北京,此前她幾乎沒和城裏人接觸過。每次在公交車上看到城裏人對着滿身油漆、塵土的農民工大聲呵斥或是滿臉鄙夷,都會讓小雁心裏對“城裏人”的隔膜加深一分。“城裏孩子和鄉下孩子怎麼可能平等?”小雁說。
在公益組織“農民之子文化發展中心”發起人趙玲看來,對農民工的身份歧視,主要是以物質爲中心的社會風氣造成的,也包含一些制度性的歧視,比如農民工子弟無法獲得與城市孩子相同的教育資源。她感嘆,對於制度性歧視,農民工個體往往會感到“很無力”。“一般年齡越大越無奈,年輕一些的農民工,如果心態比較偏激,這種歧視很容易對他們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調查中,50.7%的人認爲,歧視和偏見的壓力會讓矛盾激化,加大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也有41%的人認爲,歧視是一般人都具有的社會心理,有差別就會有歧視。
張曙光教授認爲,越來越多的歧視,反映的是社會格局的某種變化,原先相對簡單化的社會階層劃分,被越來越明確的社會分化打破,包括階層、文化、地域等深層社會身份認同正面臨重建。
調查中,57.6%的人認同“社會階層的差距加大”是造成歧視現象的癥結;55.3%的人選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
對此,中國社會學學會副會長、浙江大學教授谷迎春指出,在社會轉型期,貧富、身份、階層的差距加大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承認這種差別的客觀存在,不含糊其詞或者掩耳盜鈴,也不失爲一種社會自覺。但在這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公民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出現如此之多的社會歧視現象,是一種不正常、不健康、不文明的社會心理。
在彭先生看來,對待歧視的態度,個人立場相當關鍵。“如果我在就業市場中屬於強者,那些學歷、性別、年齡之類的差別對待,我就會覺得十分合理。但如果哪一天我成了弱者,那我就會嚷嚷這也歧視那也歧視了。”
張曙光教授指出,身份認同本身的多樣化,可能會將歧視變得無處不在。
民調中,40.4%的人也意識到,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歧視,反對歧視就是在維護每一個人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