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時間開始了！

　　“一切願意新生的/到這裏來吧/最美好最純潔的希望/在等待着你”——面對年輕的共和國，詩人這樣書寫新生的感受。新生的希望，美好的希望，凝聚着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期望，表達着人民羣衆對人民政權的信心。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既創造了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也承受着百餘年山河破碎、喪權辱國的巨大痛楚。也沒有哪一個民族，有着如此強烈的復興意志。這種只爭朝夕的復興理想，成爲中國現代化道路上最強大的凝聚力。

　　復興，復興。揹負着這樣的理想，年輕的人民共和國面對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現代化更爲嚴峻的挑戰。

　　一個西方世界眼中輕輕一推就會倒下的“泥足巨人”，一個剛剛從百餘年受壓迫、受奴役、受欺凌的黑暗中走出的國家，一個擁有世界1/4人口的貧窮落後的農業大國——這是1949年新中國面臨的國內境況。

　　開國大典的禮炮聲還沒有遠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成立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禁運”的組織“巴黎統籌委員會”。封鎖者宣稱，“共產黨政府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這是新中國誕生時嚴酷的國際環境。

　　國民生產總值不到美國的7%，重工業幾乎爲零，輕工業只是少數的紡織業；80%的人是文盲。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許多地方仍處於封建農奴制階段或奴隸制階段，不少地方還是“刀耕火種”。毛澤東感嘆：“我們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連一輛汽車、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這是共和國起步時面臨的貧寒“家底”。

　　作爲一個後發追趕型現代化國家，中國發展的困境典型地反映出人類現代化的困境。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現代化運動出現以後所拉開的巨大“歷史鴻溝”，更深刻地包含着兩個重要的邏輯——

　　一是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運動不會像聖火一樣自然地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遞，相反，早期現代化國家的進步還往往以犧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利益爲代價。二是後髮型國家通往現代化的路途，已經沒有了早期先發國家的各種資源和條件，只有通過時間的加速度實現跨越性發展，才能追趕上現代化的時代潮流。

　　新中國必須用改天換地的雙手，撥快走向現代化的“北京時間”。

　　(五)趕超，跨越。新中國這個現代化的後來者，既要在短期內完成西方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現代化任務，又要避免落入“現代化陷阱”；既要考慮同世界現代化接軌，又要考慮中國的社會基礎和現實可行性；既要有統一的總體目標，又要與現代化的動態過程相適應。

　　60年之間，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新中國交出的現代化答卷，令所有了解歷史的人驚歎——1949年，我們連鐵釘、火柴、煤油都是“洋玩意兒”，現在，我們每五天創造的經濟總量，就相當於1952年一年的經濟總量。“兩彈一星”發射、太空漫步、“嫦娥”飛天，我們已經躋身於世界上少數幾個掌握這些高端技術的國家行列，成爲“亞洲的新領頭羊”、“世界經濟的新引擎”。

　　在這塊曾被稱爲“停滯的帝國”的土地上，奔馳的時間劃出一道人類發展的炫目曲線——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達到10.9%；六七十年代，韓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達到8%以上，新加坡1968—1973年年均增長率爲10.1%。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卻以幾乎同樣的速度飛翔了整整30年。

　　當速度變快時，時間彷彿停止了流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許能夠解釋這樣的觀感：“西方國家在午餐後小憩的瞬間，中國就變成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並“順便讓一半中國人擺脫了貧困”。

　　60年間，中國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新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性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中國，在“北京時間”跳躍的數字中邁開奮進的腳步。世界，從“北京時間”鏗鏘的報時聲中，感受青春中國的輝煌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