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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着祖國的大地,揹負着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60年彈指一揮間,曾經的青春少女,如今已是耄耋老人。然而回憶起開國大典,81歲的辛玉明依舊激動萬分。她唱起了軍歌,抑揚頓挫、鏗鏘有力;她眼含熱淚,彷彿回到了60年前那振奮人心的時刻。她說,那是一次新中國、新生命的演示。
開國大典我是學生旗手
華北育才中學進京後,按照要求,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校長是彭文,副校長蘇靈揚。辛玉明與她的同學們不僅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更不斷接受到優秀的文化藝術薰陶。幾個月後,一個更大的喜訊傳來:開國大典時,她要站在學生遊行隊伍中接受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檢閱。
“大約國慶前半個多月的時間吧,我們接到通知要組織學生方陣,接受檢閱。由於我年齡稍長,個頭高,老師安排我作爲旗手之一,站在隊伍的前列。”辛玉明她們開始了認真的準備和訓練,課餘時間,同學們縫國旗、糊紙旗,操練儀仗隊。儘管不像部隊戰士那樣專業,但他們都像戰士那樣要求自己,走正步、齊步,一板一眼,力求完美。“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演練,而是一次新中國、新生命的展示。”
10月1日,早上七點鐘,辛玉明和同學們在校門口集合後,敲打着鑼鼓上路了。“從學校出來,穿過西單,路兩旁早已擠滿了觀看遊行的市民。因爲來參加開國大典的各地羣衆太多,各行各業的隊伍紛紛從四面八方涌向北京中心。我們跟在人海里,走走停停,一直到上午10點鐘左右纔到達天安門廣場。”1949年10月的天安門廣場,沒有任何建築物。開闊的廣場原本有很多垃圾,爲了舉行開國大典,有關部門組織了多次義務勞動,上萬人利用節假日休息的時間義務到廣場上清除垃圾,把這片雜草叢生、垃圾遍地的廣場清整乾淨。“我們的位置在天安門廣場中間偏右,進入場地以後,大家席地而坐。周圍有軍人隊伍、工人隊伍、農民隊伍、學生隊伍,每個方隊都帶着鑼鼓,敲打着、慶祝着。後來大家自發拉歌,一個方隊接着一個方隊唱下去,天安門廣場上歌聲起伏,人民當家做主人的喜悅感染着天空和大地。”
下午3點,開國大典正式開始。人羣沸騰了,掌聲、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每個人臉上都掛滿了淚水,人們都激動地向毛主席揮手,向領導人揮手。我站在比較靠前的位置,能看見毛主席,但還是恨不得穿過金水橋擠到毛主席的身邊仔細看看他。從老區來的同學們跟我一樣興奮。”閱兵開始,頭頂上忽然有飛機飛過,辛玉明下意識地摸了下自己的腦袋。“飛機從天安門飛過,從我頭頂飛過的時候,我恍惚回到了抗戰時期的太行山區。日本人的飛機曾在我的頭上盤旋,他們呼嘯着撒下傳單,扔下炸彈,然後放肆地飛去。而今,從我頭上飛過去的是人民解放軍,是我們自己的空軍。”辛玉明從回憶中清醒過來,興奮激動地歡呼着。
“遊行開始,終於等到我們接受檢閱了。同學們眼睛都不捨得眨一下,每個人用盡了全身的力氣高喊着。主席每一句都回答,我們喊:‘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主席就回答:‘人民萬歲’、‘青年學生們萬歲’!主席從觀禮臺東邊一直走到西邊,我們喊一句,他就回答一句。”辛玉明不知自己何時已是滿臉淚水。
鮮爲人知的故事
劉思齊沒能參加開國大典
“開國大典時,有兩件小事一直令我記憶猶新。第一件事是,毛岸英後來的妻子劉思齊當年沒有參加開國大典遊行。”1949年,還是青年學生的劉思齊已經與毛岸英建立了戀愛關係,在辛玉明的同學當中,大家都知道,劉思齊正在和毛岸英談戀愛。“開國大典的遊行本來是有劉思齊參加的,但當天她卻沒有到場。同學們當時就在私底下議論,認爲她搞特殊化,這麼重要的場合還敢缺席,太不像話了。後來我們才知道,大家都錯怪她了,原來她當時患了闌尾炎,正在醫院做手術呢。”在辛玉明印象裏,劉思齊身體一直不太好,但她學習成績很好,人又聰明,喜歡讀書。“她的確跟我們不一樣,那個時候她就在讀《資治通鑑》,我們根本就沒聽說過,都不明白她爲什麼要看那樣的書。她還讀小說,向我們介紹蘇聯文學,應該說,她身上從那個時候就有不同於他人的氣質。”
“另外一件小事,就是女學生的遊行方隊裏面有幾個‘寸頭’。”辛玉明忍不住笑起來,“我們從山區搬遷到北京後,按照學校要求,女生統一剪短髮,齊到耳邊。遊行那天,每個女生都穿着統一的制服,天藍色的上衣、白褲子、黑布鞋、白襪子。這樣的裝扮,不施粉黛,也青春靚麗吧。可是,我們隊伍裏卻有幾個‘寸頭’,從遠處一看,就像女生隊伍裏面混進來幾個男生。”原來,在老區生活的時候,居無定所,洗頭髮不方便,很多女生怕長蝨子,於是就狠心把長髮剪掉,像男生一樣留着很短的頭髮、甚至是光頭。結果到了北京之後,頭髮一時還沒長出來,但聽到要參加開國大典,要見毛主席,就算頭髮再短也要去啊。這可能是迄今爲止國慶遊行隊伍裏的“絕無僅有”了。本版撰文記者馬櫻健
辛玉明,81歲,原在市委組織部幹部處工作,“文革”後調到天津師範大學組織部,1985年離休。
1949年春
我隨華北育才中學進京
華北育才中學合併到北京師大附中前,學生主要是中央和華北局黨政領導子弟及烈士子女,如任弼時的女兒任遠志,聶榮臻的女兒聶力,周揚的女兒周密,毛岸英的妻子劉思齊,馬本齋的侄女馬國鳳等都曾經是辛玉明的同班同學。
1949年春,北京解放不久,曾任華北育才中學副校長的郝人初從北京回到原晉察冀軍區司令部舊址,他給同學們帶回來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同學們,我們要去北平了!”
辛玉明當時還是育才中學的一名中學生,聽到郝人初校長說到“北平”,所有同學都高興得歡呼起來。“我們就要告別麻油燈、稻草炕的日子了,我們就要到大城市了。”
辛玉明出生在革命老區太行山,小時候她只見過山區的村村溝溝,後來考上晉察冀邊區聯中,大城市是什麼樣兒,她只能靠想象來描繪。其他同學也跟辛玉明一樣,農村、田野見得多,電燈電話只是聽說。“大家興奮起來,互相談論着大城市該是什麼樣兒。有的同學說,北平有電車,掛在電線上就開動了,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我就在心裏琢磨,電車怎麼就掛在電線上呢?難道說在牆上有一根鐵絲,掛上個車廂,就沿着牆邊兒開起來了?”老師們反覆對同學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除此之外還提醒部分同學要改掉身上部分農民習氣,規範行爲舉止,特別提出少數同學要改掉罵街的習慣。
1949年3月4日,全校師生集體出發。“解放了,勝利了,咱們不用走夜路了。”步行三天之後,辛玉明跟同學們到達了保定城。華北局派來了專門接他們的卡車。老師和同學都擠在卡車上,一路興奮地看着路邊的景色。進入宛平,老師告訴他們:就快到盧溝橋了。
“一說起盧溝橋,我就立刻想起了抗戰時期在山區裏面掃蕩的鬼子。”可是此時,卡車經過盧溝橋,橋上的小獅子彷彿都在對辛玉明她們咧嘴笑着。辛玉明想數數究竟有多少小獅子,可是心裏面只顧着高興,一不小心就數錯了。車到北平城外,迎面走來了一隊當兵的,走近一看,是傅作義部正在撤出北京。“那些士兵垂頭喪氣、無精打采;而我們卻個個精神飽滿、興高采烈。北京,我們終於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