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生代農民工出現新羣體引發擔憂
“無地農民工”:抓得到的現在,看不見的未來
“沒有了土地,我還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農民麼?”22歲的新生代農民工魏雪俠以一種開玩笑的口氣向記者質疑。她現在上海打工,雖然近期還沒有回家的打算,但她仍渴望自己的名下也擁有一份土地,就像村裏的大多數農民一樣。
記者在安徽、江蘇等地採訪中瞭解到,新生代農民工中已經出現一個特殊羣體:“無地農民工”。如果這個羣體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無論滯留城市還是回到農村,都可能面臨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爲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基層官員建議,應對“無地農民工”現象未雨綢繆,提前謀劃對策。
新生代農民工出現新羣體:無地農民工
22歲的農民工魏雪俠現在上海市一家鞋廠打工。雖然她的戶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營鎮魏窯村,但在老家卻沒有土地。村裏20世紀90年代初最後一次土地調整時,她家因計劃外生育人口且未繳足計劃生育罰款,她沒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俠一樣的新生代農民工都面臨着這樣的尷尬:作爲農民,她沒有土地作爲基本的生產資料;而作爲工人,她被鞋廠永久接納的可能性也很小。
對此,安徽省阜陽市市長孫雲飛提出了“無地農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說,“無地農民工”的存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部分無地農民是計劃外超生人口,他們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未能分到集體土地,還有一部分是農村土地30年不動政策實施後的新生兒。“無地農民”長大成人外出務工,就成了“無地農民工”。“無地農民工”的年齡層次基本都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範圍。隨着時間推移,這一羣體的人數會越來越多。
目前,“無地農民工”數量已經具有一定規模。阜陽市政府勞動部門已經關注到無地農民工現象。據阜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汝天彬粗略估計,阜陽市228萬外出農民工中有“無地農民工”60萬人,估計今後每年有10萬沒有土地的新增勞動力進入社會。
以安徽界首市魏窯行政村魏窯自然村爲例,該自然村目前共有2200多人,上世紀90年初,魏窯自然村對土地進行了最後一次分配;當時有50、60名計劃外出生人口沒有依法繳納計劃外生育社會撫養費(即計生罰款),沒有分到土地;1990年8月以後出生的人口,也不能分到土地。這些人現在已經成爲勞動力外出務工。村幹部魏天和粗略估算,截止到2008年底,魏窯自然村無地農民累計人數在400人以上。
邊緣中的邊緣:“無地農民工”不等同於失地農民
“無地農民”和失地農民不同。失地農民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其喪失土地過程是顯性的,失地農民不僅有一大筆土地補償款,還會被政府納入城鎮職工保障體系,在就業、養老、醫療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顧。但“無地農民”一直處於隱性狀態,遊離於政府的目光之外,還無法享受到政府的額外關照和重視。
農村耕地資源日漸緊張已經成爲一個無法迴避、日益逼近的難題,“無地農民工”是由此產生的一個典型羣體。汝天彬認爲,由“無地農民工”羣體的出現可以看出,農村中土地資源不均衡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在農村,有的家庭女兒多,女兒出嫁後,剩下兩個老人種着10多畝地;有的家庭兒子多,常常10多個人口,土地還不到5畝。對於一些人均耕地連0.2畝都達不到的家庭,土地已經逐漸喪失了基本社會保障的功能。務農收入不再是他們日常收入的主要來源。
“無地農民工”的出現凸顯出土地資源不均衡趨勢現象。魏春影說,在他們村,有的家庭孩子已經考上大學,在外地工作了5、6年,脫離了農村戶口,但這些人一邊領着工資,各種社會保障齊全,名下還有一份土地。這對魏雪俠這樣的無地農民工而言,顯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無地農民工”的未來走向值得關注和研究。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分析,“無地農民工”羣體分化爲三類:第一類能在城市定居併成爲市民,有着醫療、養老等保險。在當前戶籍、社保、教育等現有制度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能在城市擁有穩定工作、收入和固定住所並定居城市的,只有極少數人能成爲第一類;第二類人在城市工作多年,隨着青春消逝,其就業選擇範圍越來越窄,甚至面臨失業,但由於長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不願回農村,仍選擇留在城市,成爲城市中的赤貧者;第三類將返回農村,耕種父母或親屬的土地,或者租種他人土地,以此爲生。後兩類人將可能是“無地農民工”羣體的主要去向。在社會經濟平穩的條件下,當他們喪失勞動力時,不管他們滯留城市還是返回農村,他們的未來生活保障和養老問題都會面臨難題;如果遭遇社會經濟環境突變,這些無地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同時他們在農村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來保障基本生活,他們就有可能成爲影響社會穩定的消極因素。
談及未來的打算,魏雪俠說:“最近還沒有回家的打算,還要再打幾年工,但我終究還是要回到農村的。我現在在工廠上班,每月都能拿到工資,沒有想過以後回到農村沒有土地如何生活生存,等到時候再說吧。”
“無地農民工”:可能成爲不穩定因素
基層鄉村幹部分析認爲,土地資源不均衡分配目前還不會影響到農村社會穩定。當前,幾乎所有的年輕人一畢業就會選擇外出打工,不選擇留在家中種地。沒有土地的年輕農民的父母都是有土地的,從農村習俗來看,這些土地不僅是其父母的基本保障,也是他們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來源保障。所以土地資源不均衡目前尚不足以成爲一個顯性問題。但以後如果土地分配不均趨勢加劇,則無論是回到農村的“無地農民”,還是留在城市的“無地農民工”,都可能成爲不穩定因素。
一些基層幹部和專家認爲,從未雨綢繆的角度來看“無地農民工”問題,主要應從三個方面來着手。一是國家有關部門應對這一羣體進行完整系統的統計調查,對這一羣體在地區分佈、大致人數等方面有宏觀的數據掌握,以便對其有宏觀的把握,瞭解這一人羣的動態,從而能有的放矢,進行合理的統籌和管理,這個工作應該說是應對這一問題的根本工作。
第二是對於農村土地資源分配不平衡的現狀進行適當的調節和改革。在不違反大前提、不引發新矛盾的前提下,允許部分這類矛盾相對尖銳的地區進行試點改革,探索解決農村土地資源分配不平衡的方法。
第三是繼續加快城市化速度和水平,把一些有能力又有意願留在城市的農民工轉化爲市民。在這方面,破除農民工進城務工、定居的戶籍、教育、社保等政策壁壘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樣可以在有條件的地方進行嘗試性的改革和調整。在城市化過程中,繼續加大中小城鎮的發展非常重要,在越來越多的大城市不堪重負的情況下,大量移民遷入中小城市將帶來各種資源,並促使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益提高、產業和服務多元化、收入和消費升級加快、就業機會更多,單一功能城市逐漸變成多功能城市,小城市逐漸成長爲大都市。江蘇等長三角等地的“新市民”運動可以說是農民市民化的成功嘗試。
舉家外出新農民工漸呈“移民化”傾向
他們不再是遷徙的“候鳥”,他們攜妻拖子,使盡渾身解數,渴望能在城市尋一片遮風避雨屋檐。他們是新生代農民工中的一個典型羣體。記者近日調查瞭解到,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了與父輩們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舉家”外出務工,基本脫離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對土地依賴性降低,“移民化”傾向日漸明顯。
分城市新生代和農村新生代兩大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民工戰略問題研究課題組認爲,根據流動程度大小,可將農民工分爲三個羣體:第一類是基本融入城市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單位,收入相對穩定;第二類是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時流動性較強的農民工,比如春節返鄉,他們在城市有相對穩定的職業、收入和居住地;第三類農民工是間歇或季節性在城鎮務工,仍然兼顧農業生產。目前,第二類是農民工的主體,而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爲第二類農民工的主要組成部分。
據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分析,由於成長經歷和環境的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可分爲兩類:第一是在農村出生長大、走出去城市務工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第二是自小跟隨父母一起外出、在城市成長、學習,成人後留在城市務工的城市新生代農民工。農村新生代和城市新生代之間存在差異。相對於農村新生代來說,城市新生代更熟悉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已經產生了疏離感,由於成長環境在城市,他們的參照系是城市同齡人,其不平等感、被剝奪感會強烈一些,心理預期和現實狀況落差較大。農村新生代參照系是農村同齡人,被剝奪感相對較弱。
不管是城市新生代,還是農村新生代,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受教育水平、職業選擇等方面都已經發生改變。他們中的很多人缺少像父輩們對賴以生存的土地的“戀土意識”,由於長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觀念影響,對家鄉農村和農業的依戀在減退,不願甚至無法迴歸農村。尤其是城市新生代,他們生活方式和習慣已經基本融入城市,雖然明知自己戶口還在農村,但他們更傾向於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不再習慣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
22歲的劉坤是安徽阜陽市潁泉區伍明鎮青龍村人。他現在上海市閔行區經營一家漁具店鋪。他10歲時跟着父母來到上海,先是在農民工子弟學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隨後進入一家職業技術學校。離家10多年來,他回安徽的次數累計只有三四次。“我戶籍還在村裏,但村子位置我已經記不清了,村裏人我認識的人少。我連說話口音都變了,阜陽方言我講不好了。”他說,父母每次催他回老家看看,他都不樂意,不習慣農村烏黑的夜晚和不便的交通。在他周圍還有一些年輕人和他一樣,從小就跟隨父母外出,有的五六歲就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