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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化”傾向明顯
劉坤通過網絡認識了一位安徽太和縣的女孩。他說,兩人戀愛關係確定後,會一起在上海發展,從來沒想以後會回農村老家長期生活。在上海,不僅有很多象劉坤這樣的從小在城市長大的城市新生代農民工,還有越來越多的在農村長大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傾向於選擇在城市安家。
江蘇省農民工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曹炳泰說,在近期一項青少年農民工調查中,15%的青少年農民工表示,不管未來如何變化,一定要爭取留在城市發展,不願意再回到農村。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方式,不願再回到農村生活。該調查還顯示,25%的男性、35%的女性全年都沒有往家中寄過錢,這說明這些新生代農民工正在爭取從經濟上解放自己,希望用自己的勞動成果來過上城市生活,而不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把大部分工資都寄往農村。
李中是一名在城市定居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典型。他來自安徽界首市田營鎮魏窯村。結婚前,他一直在上海的一家模具廠打工。2000年,他在家人的張羅下和同村女孩魏萍結婚。在村裏辦了婚宴後,夫妻兩人就一同來到了上海繼續打拼,李中在工廠上班,魏萍開了一家門面經營服裝生意,一般每年回家一次。2003年,兩人有了孩子,便把老家的父母接了過來,兩人回家的次數就更少了。
記者調查瞭解到,新生代農民工常年在外務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季節性、流動性較強的務工形式相比有所改變,表明農民工流動已經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以在原籍務農爲主、農閒時節外出務工的季節性流動,轉變爲以外出務工爲主、以務工爲主要收入來源的全年性、多年性流動,乃至在流入地長期居住的形式,原來的以個體勞動力爲單位的勞動力流動形式轉變爲夫妻兩人同時外出甚至攜帶子女前往勞動力輸入地的形式。他們基本上脫離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在現居住地穩定居住的持續時間逐年增加,返回戶籍地老家的次數減少,融入現居住地的趨勢比較明顯。這一系列現象表明越來越多地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舉家外出務工,“移民”化傾向漸趨明顯。
對城市公共服務渴求迫切
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以個體爲單位的勞動力轉移,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是以戶爲單位的轉移形式。這種“舉家遷移”的方式,決定了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對平等享有教育、醫療、就業落戶等方面的願望極爲迫切。他們希望能得到更多尊重、公平對待、平等權益以及實現自我價值。
尤其是子女教育問題,更是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的迫切渴求。魏萍告訴記者:“孩子一出生就在上海,現在已經6歲了,最頭疼上學問題。民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差,但本地學校報名必須持房產證才行。最煩神的是高考,我們戶籍都在老家,難道還得回去上高中麼?我們兩口子都在上海,孩子一個人回去咋辦呢?必須得一個人放棄工作回老家陪讀。”說起孩子的教育問題,兩口子連連嘆氣,他們的收入雖然可以滿足在上海生活,但是要買一套房子,遠遠超出了他們承受的能力。
子女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制度阻礙如果不能及時解決,將會倒逼新生代農民工返流。這種返流是城市化水平的倒退,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一些農民工輸入地政府正在試圖破解這樣的難題。在教育方面,江蘇崑山市教育局規定只要能證明其父母在崑山有穩定工作、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均可進入政府制定的公辦學校就讀;在落戶方面,公安部門規定,在崑山購買80平方米以上的房產滿3年、連續繳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3年以上或與企業簽訂有勞動合同的外來務工人員,均可在崑山市落戶。據瞭解,每年約有1萬名外來務工人員在崑山市落戶。
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民身份普遍不認同
雖然安徽老家也不愁吃穿,但24歲的袁豐琳仍選擇來到江蘇崑山市務工。談及外出務工的目的,她說,“我想趁現在年輕,出來跑跑,掙錢並不是惟一的目的,主要是可以見些世面,長長見識。”
記者日前調研瞭解到,專家調研認爲,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爲輸入地純粹的僱傭勞動力,產業工人特點鮮明,心理定位更趨向於產業工人。
新生代農民工不“戀土”
在改革開放之初,第一代農民工當中的很多人雖說從事着工業生產,卻把自己定義爲農民,對城市的感覺是邊緣的、疏遠的,對產業工人階層的歸屬感相對較低。目前,這種對產業工人的心理歸屬感正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正在發生變化。
安徽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農民工辦公室主任劉邦安說,同樣是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妻子兒女和父母都在農村,對土地充滿感情,心理更傾斜於農村,他們經常會在農忙期間回家務農,即使回家的車旅費成本比莊稼收成還貴,但他們還是會選擇回家幫助收割莊稼,就像中國人對傳統春節的感情一樣;新生代農民工則不諳農事,他們的心理更傾向於城市生活。他們從小學讀到初中或高中,一旦畢業,就外出務工,幾乎沒有做過農活。尤其是那些跟着父母外出在城市長大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在城市求學生活,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戀土”意識較爲淡薄,不適應農村生活,也不願意回到農村。
務工動因由“經濟型”轉爲“生活型”
與老一代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動機不再停留在經濟層面上,見世面、開眼界,已經成爲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外出的主要動因。南京師範大學《江蘇省當代農村進城務工青年價值觀研究———基於江蘇省蘇南、蘇北新生代農民工羣體的抽樣調查》調查組認爲,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是在衣食無憂的環境中長大,其外出動因已經由“經濟型”轉爲“生活型”,他們受到老一代農民工的示範作用影響,看到外出務工明顯改善了生活水平,普遍認爲留在農村是沒出息、沒前途的表現。
外出動因的改變,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把掙錢作爲唯一目的。調查數據顯示,54.2%的新生代農民工是因爲要外出開闊眼界、提高自身素質,9.7%的人是因爲家鄉生活單調、打工所在地生活較爲豐富,還有4.2%的人希望從農民變成市民,把自己的農村戶籍改成城市戶籍,僅有31.9%的人外出目的是爲了滿足經濟需要。
安徽省舒城縣千人橋鎮興豐村袁豐琳說:“我在學校,總想着外面的世界有多好,總想到外面去看看。”小時候她和哥哥上學,家裏特別缺錢,父親就到廈門打工掙錢接濟家裏。現在她哥哥大學畢業工作了,經濟條件寬裕了,她掙的錢不需要再供家中開銷,可她仍選擇外出打工。在興豐村,象袁豐琳這樣的年輕人要麼考上大學讀書,要麼就外出打工,基本沒有人留在村裏。
在農村地區,年輕人外出打工已經成爲一種流行。在作爲傳統農業大市安徽阜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柳廷峯說,在農村地區,人們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年輕人留在村裏種地,不外出打工,會被鄉鄰們認爲沒有本事,不能掙錢。“連女孩都能外出打工掙錢,小夥子在家裏閒着,討個媳婦都難。”
對於農民身份普遍沒有認同感
新生代農民工對於農民身份普遍沒有認同感,只有8.7%的人認爲自己是農民身份,他們更傾向於將自己看作工人羣體,75%的人認爲自己屬於工人羣體。由此可以看出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把自我身份定位爲產業工人,僅有較少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民工”這一身份名詞持認同態度。該調查發放問卷2500份,調查對象包括製造業、服務業、採掘業等行業的新生代農民工。
安徽省界首市田營鎮魏窯村的魏芹說,雖然她是從農村地區到江蘇省無錫市的保健器材廠打工的,但她沒有感到自己是農民,每天上班、下班,生活規律和普通工人基本沒有什麼差別,每個月1000元的基本工資,並根據業務量提成,生意好的時候一個月可以掙到五六千元。“我現在的生活狀況應該算是個工人,即使以後回老家,我不會做農活,不可能會在家種地。”
這份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人生價值觀呈現出理想與現實矛盾的特徵,他們希望能夠融入城市,但又認爲自己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普遍存在城市歸屬感弱的邊緣化意識。但是,新生代農民工對產業工人的歸屬感增強有助於加速農民變市民的進程,這對未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利好消息。安徽省總工會研究室主任趙子席說,中國社會未來現代化取決於城市化,城市化取決於農民轉變爲市民或工人,即農民工的市民化速度和水平。政府應當積極發揮引導作用,讓農民工有序、平穩地成爲新市民,不僅要避免市民化速度過低阻滯城市化進程,也要避免市民化速度過快導致城市無法容納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