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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以選擇『詩意地棲居』,但有些人卻只能被迫地『蝸居』。據《武漢晚報》報道,從今年8月至今,海歸博士孫愛武一直『蝸居』在北京海淀的農貿市場,靠擺地攤艱難度日。
新聞裡有一段頗值得玩味的描述:他有過硬的學術能力,歸國卻『找不到』工作,『被迫』在農貿市場擺地攤,每天靠煮土豆、紅薯充飢,露宿街頭數月,並拒絕他人『施捨』,其不滿周歲的孩子被未成年人保護中心收容。這給人的感覺是,一方面他打足了悲情牌,讓人確實覺得同情;但轉念一想,他是否是甘願如此『自取其辱』呢?
有一種悲情色彩在現今的社會中蔓延,因為有些人確實是在悲情化地生存著。比如,熱播劇《蝸居》裡『寧要城市一張床』的房奴們,還有被稱為『蟻族』的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
給人的感覺是,『人中蛟龍』的海歸博士沒有《蝸居》裡海萍的奮斗精神,更沒有『蟻族』們具有的團結力量。也許,是他放不下『海歸博士』的身份,但是『身份』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證明你,卻也能拖累你。從新聞中得知,他自信已是業內科學家級別,由此用人單位應主動向他伸出橄欖枝,而他更大的要求是,自帶領課題、具有一流的試驗條件,年薪要求在8萬到13萬美元以上。
從切菜工、司機要招大學本科生,到海歸博士『找不到』工作,我們的輿論爭議都是在一根本問題上打轉轉:身份與工作的關系。爭議的背後牽扯到了整個社會所倡導的價值觀。它涉及對一個人成功的定義、怎樣纔叫個人價值的實現,以及對身份標簽的看待,還有往深處說,對於真正的『人中蛟龍』,我們的機制、體制是否也應『屈尊』一下,創造條件留住真纔呢?(文/王海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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