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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義華1939年5月1日生。196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1985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94年任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首任院長。現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同時擔任上海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中華傳統文明的特征中華傳統文明是一種自成體系的物質文明,一種具有自己獨特品質並具有高度延續性和穩定性的文明。中華文明崇尚教化,而教化的使命,教化的內容,不是技術、技能,而是德性,是為人,知人。
中華傳統文明,首先是以農耕文明為主軸,以草原游牧文明與山林農牧文明為兩翼,並借助商業和手工業予以維系的復合型文明。
中華文明是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和生活單位、以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根基的農耕文明。小農經濟頑強的生命力,源於其對人力、畜力、物力合理而充分的利用,以及生產生活過程中的節約。土地的買賣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會導致土地集中,社會兩極分化,但小生產卻能夠頑強地再生。正是這種小農經濟,奠定了中華農耕文明長時間綿延與繁榮的主要基礎。然而,中華傳統文明的形成,離不開西部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廣大地區山林農牧文明同主要集中在中東部地區的農耕文明持續不斷的積極互動。這三種文明曾多次發生激烈衝突,但更經常的是和平交往。在長時間的積極互動中,三者互相取長補短,形成互相依存互為補充的密切關系。當將中華傳統文明概括為農耕文明時,必須牢記它是由一體兩翼共同構成的。相當發達的商業與手工業,不僅是將分散的廣大小農維系在一起的重要紐帶,而且是將農耕地區、草原游牧地區、山林農牧地區維系在一起的重要紐帶。它們是傳統農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山林農牧文明不可或缺的有機構成部分,在中華傳統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中華傳統文明也是以君主官僚國家政權體系為主軸,以血緣網絡與地緣網絡為兩翼,並借助眾多經濟共同體及文化上高度認同而予以強化的大一統文明。
自秦漢以來,大一統成為中華文明一個最顯著的特征。隋、唐、宋、元、明、清,毫無疑問是大一統的態勢;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遼金西夏,雖呈分裂態勢,但那只是追求大一統而未達目的的結果,分治的每一方都希望以自己為中心實現由自己主宰的大一統。大一統以君主官僚國家政權體系為主要載體。中國早就建立了非常發達完備的文官制度,有效地對國家進行管理。大一統君主官僚國家政權體系之所以產生和長久運行,適應了農耕文明發展的需求,適應了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農牧文明相輔相成的要求。正因為如此,君主官僚國家政權最主要的職責,就是保障農業生產,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維護國家安全。
《荀子·王制》說:『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意思就是,草木榮華滋盛之時,不能去山林砍伐;魚鱉懷孕之時,不能下網捕撈。這叫不夭其生,不絕其長。至於維護國家安全,從修築長城、屯墾戍邊,到結盟和親、羈縻修好,從守土衛疆、遠征苦戰,到設官分治、並入版圖,都正是為了解決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農牧文明的衝突。由皇帝制度、宰輔制度、郡縣地方官吏制度構成的國家政權體系,運用自上而下的等級權力建立了大一統社會控制、社會協調、社會動員和社會保障系統,但大一統傳統的形成與延續,並非僅僅依靠這一點。滲透於全社會的同族同宗同姓血緣網絡系統,同鄉、同縣、同省地緣網絡系統,族田、義倉、義塾等經濟共同體,同學、同科、同一方言、同一宗教信仰等文化認同,為大一統奠定了極為廣泛而深厚的基礎。王朝可以更迭,而這些社會網絡卻不會中斷,它們會推動大一統迅速重建。
第三,中華傳統文明尊德性,崇禮義,重教化,尚君子,是以倫理為本位的泛道德主義文明。中華文明一直崇尚教化,而教化的使命,教化的內容,不是技術、技能,而是德性,是為人,知人。
《論語·顏淵》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教化,就是要讓人們了解什麼是人,學會怎樣做人。怎樣做人?《論語·學而》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禮記·中庸》答:『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這就是以父家長制為核心的倫理本位的泛道德主義。
在倫理本位的泛道德主義之下,人被分成『君子』和『小人』兩類,二者的區別,不在貧富貴賤的不同,不在知識水准的高下,而在於是否具有德性。君子被定位為德性的模范踐行者。何謂君子?『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論語》中,孔子多次比較『君子』與『小人』二者不同之處:『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和。』君子成為中華傳統文明全社會踐行德性的表率,君子之道成為全社會文化認同的唯一標准,『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禮記·中庸》)
以農為本,重農抑商,以及農耕、游牧、山林農牧三者互相制約,阻止資本、勞動、技術向城市和工業集中。君主官僚國家政權體系,由於沒有足夠的制約力量,防止它向全能權力絕對權力蛻變,防止它自身不斷膨脹並演變為民眾不堪負擔而與民眾越來越對立的寄生者,最終必定引發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經由一場周期性的巨大社會動亂,重建原先的秩序。中華傳統文明的主要局限與主要弊端,正源於它以上三大特點。這也是中華傳統文明高度發展而一直未能像歐洲那樣內生出資本主義文明的根本原因。
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文明仍在轉型過程中,古代、近代、現代並存共生,人們的道德、信仰,以及宗教,或仍固守傳統,或已完全現代,或現代與傳統交織於一身,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將是常態。
中華文明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過程,主要體現於三個方面。首先是以現代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為主導,以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為兩翼,中華文明正在實現著整個社會經濟的全面轉型。經過數千年的發展,中國已經超越了自給自足、在小生產共同體中進一步強化和固化了的自然經濟,正在走向全國大市場和世界大市場。人們的物質生產、精神生產都已經和全國、全世界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中國同時結束了綿延數千年的手工勞動的支配地位,形成了門類相當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盡管勞動密集型產業仍佔很大比重,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越來越佔據主導地位。現代科學技術成就不僅被廣泛應用於工業、交通運輸業和服務業,而且被愈來愈多地應用於現代農業,使人們日益從超強度和超長時間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
現代文明相較於傳統文明,時間節奏大大加快:農耕文明春種秋收,時間以年月節氣為節奏,現代文明時間則以小時、分、秒乃至更小的單位計算;空間活動范圍大大擴展:不再固守一隅,而活躍在全國市場和世界市場上;由於資本、勞動、知識、技術、信息、人口高度集中,人們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內,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與精神產品,分享到更為豐富的人類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產品。現代文明使經濟和社會能夠較之以往更為健康、穩定、持續地發展,使13億中國人終於走出了普遍性貧困,而實現了溫飽,並逐步有序地走向小康。覆蓋城鄉居民包含養老、醫療、衛生、婦幼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初步形成。中國人歷史上首次真正享有了免除貧困的自由,以及生存、發展乃至全面發展的自由。
其次,大一統國家繼續居於主導地位,在文明轉型中努力實現自身的現代轉型,並努力統領和扶持整個社會實現現代轉型。近代以來,中華文明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無論是晚清時代、北洋政府時代、國民政府時代,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大一統國家政權一直發揮著主導作用。大一統國家的主導作用,一是借助國家權力,進行資本的積累與積聚,建立起強大的國有經濟,成為推動文明轉型中具有決定性的經濟力量;二是運用國家權力,對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和其他各種資源進行有效的統一配置,期望以此提高對它們的利用效能;三是依靠國家權力,確定發展目標,協調各方利益,力圖將由轉型引發的各種社會衝突約束在可控制的范圍內。改革開放以來,也是首先依靠國家自身的力量,改變了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公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承認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建立了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國營企業中建立了現代產權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變公有制單一實現形式為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在服務業或第三產業,打破了先前一直將它們視為非生產性行業的流行觀念,適應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實際需要,讓它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堅持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同時,使各種形式的非公有經濟蓬勃發展,在滿足人民多層次多樣化需要、容納就業以及發展國民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非公有經濟的經營者,不再被視作異己勢力,而被視作社會主義建設者,由此逐步形成了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型關系。
第三,知性上昇至主導地位(知識就是力量),詩性獲得解放,傳統德性失去普遍的約束力,新的德性仍在磨合成長中。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特別重視人的智力的發展。康有為曾說道:『物皆有仁、義、禮,非獨人也。烏之反哺,羊之跪乳,仁也。鹿之相呼,蟻之行列,禮也。犬之衛主,義也。惟無智,故安於禽獸耳。人惟有智,能造作飲食、宮室、衣服,飾之以禮樂、政事、文章,條之以倫常,精之以義理,皆智來也。故惟智能生萬物。』這是對傳統的以仁統領禮、義、智、信,即以德性為教育第一使命提出的異議。據此,他主張:『智為體,仁為用。』知識就是力量,是現代文明的一個代表性的口號。將知識傳授置於最重要地位的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是現代文明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經由100多年的努力,在中國,城鄉免費九年義務教育終於全面實現,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快速發展為大眾教育,大、中、小學在校學生數量均已位居世界第一,而電視、手機、網絡的普及,更使人們跳躍式地進入了信息時代。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人纔,尊重創造,為人的素質普遍提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使人們對自己的發展有了更為多元的選擇。相較於傳統文明的局限,現代文明所提供的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使人們普遍地充分培育和發揮其潛在能力有了可能。絕大多數人詩性的解放和道德的重構,隨之成為不可避免的潮流。然而,文明仍在轉型過程中,古代、近代、現代並存共生,人們的道德、信仰,以及宗教,或仍固守傳統,或已完全現代,或現代與傳統交織於一身,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將是常態。但是,面對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人的活動和思維越來越為新技術所左右,新的德性迅速成長已刻不容緩。
轉型路徑的獨創性中華文明轉型既是全球化的產物,更是中華文明自身創造性的轉化。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需要在傳承中外優秀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偉大創造。
中華文明轉型過程中,首先需要探討的是,如何走出外鑠與內生的相悖和對立。文明轉型,不僅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型,不僅是經濟上的轉型,更是人與人關系的全面轉型。中華文明轉型是外鑠催化內生,內生與外鑠互動型的。中國曾在西方刺激下希望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又曾在蘇俄革命刺激下希望走蘇式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證明,這兩條道路在中國都走不通,中華文明轉型的正確路徑是使廣大農民成為現代化的強大動力和主要得益者。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走了一些彎路。
其次需要探討,如何走出大一統國家權力的全能化絕對化和人的普遍自主自立的相悖和對立。『西化』是市場經濟與自由資本主義,『蘇化』是取消市場經濟和消滅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經過100多年的艱難探索,中華文明轉型終於明確,唯一正確的路徑應當是將國家的主導作用和市場經濟的作用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大一統國家中,由於各級政府掌控著各級經濟命脈,直接主持著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分配,政府實際上成了『經濟人』。利益的驅使,必然會形成大量權力尋租、權力越位、權力缺位問題。權力本身,成為牟利者追逐的目標。這就和現代文明所帶來的人的普遍的自主自立相悖,甚至形成尖銳對立。解決這一矛盾的癥結在於,一是使國家權力從全能主義的威權體制轉變為民主化基礎上的有限權力,變成真正受有效監督有效制約有效制衡的權力,二是使公民社會公眾社會健康成長和早日成熟,真正成為全社會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
最後要解決的是,如何走出人的異化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相悖和對立。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為人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比較充裕的物質基礎,同時也將人引向新的異化。現代文明一方面帶來了人的新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帶來了新的異化。具體來說:工業化,帶來勞動的解放,同時,又使人的生存與成長、人的全部活動,越來越受制於外在於人自身的經濟與政治乃至社會力量;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又會縱容、鼓勵、引導人們追逐利益最大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與利欲不斷膨脹相應的,是物欲的不斷膨脹,義與利嚴重失衡,社會兩極化趨向將更為明顯。市場化,帶來物流、資金流、人流、知識流的解放,同時使人與人之間以契約關系與貨幣關系取代了原先的自然關系。城市化,導致人口、資金、信息、生產力、消費都高度集中、特別密集,但同時卻破壞了人與人之間傳統的聯系紐帶,使人變得過於個人化孤獨化,對於物質利益的過度追求,更會導致縱欲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泛濫,使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關系變得非常緊張。知識化,提高了人們的素養,同時又使人們為科學主義和技術主義所支配,喪失人文主義、理想信念和終極價值的追求。信息化,使互相全面依賴關系的建立成為可能,但同時又會使人與人的交往虛擬化,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為工具理性所支配。
中華文明轉型成敗的關鍵,就在於是否堅持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軸心。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主軸,就要求工業化進程和生態化相結合,城市化進程和人性化相結合,市場化進程和社會公平化相結合,世界化進程和民族國家的主體性相結合,還要求經濟成長和政治民主化、社會和諧化以及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緊密相結合,要求真正協調好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東部中部和西部、漢族和所有其他各民族的關系。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又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的內涵將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而不斷拓展和提昇。經濟持速、快速、健康、穩定的發展,將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越來越充分的物質基礎。在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同時,要努力開創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土地和水等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有效發揮,和二、三產業緊密結合的發展道路。市場化、城市化、世界化的發展,同樣要堅持服務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走中國自己的新路。經濟發展不僅要為人們提供越來越豐富的物質財富,還要為人們提供有利於他們自由全面發展的一種全新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方式,使生產和勞動成為發揮人的纔能與智慧的創造性活動。
教育的發展,文化的繁榮,不能僅僅是為經濟增長服務,重心應轉移到保障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上。要警惕和限制市場化與產業化對教育及文化的衝擊,過度強調教育和文化的市場化與產業化,已經帶來相當嚴重的負面效應。教育要真正堅持德、智、體、美及實踐能力、創造能力的培養,文化要滿足人們知、情、意健康發展的多方面需求。要像重視經濟發展一樣重視教育與文化的發展,纔能使國家具有真正強大的軟實力。
國家的統一,國家的安全,國家的穩定,各民族的團結,各社群的和諧,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應有之義,不如此,人就無法自由全面發展。政治建設,應為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和必要的保障,這就必須確保國家自身高效、公平、廉潔地運行。社會建設,除了進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外,更應關注公民社會自身的建設。民主化進程,不僅是人們參與國家事務程度的不斷擴大不斷深化,而且更是人們自我規范自我管理的不斷健全。
人對真、善、美的追求,既相統一,又相矛盾。中華文明轉型既是全球化的產物,更是中華文明自身創造性的轉化。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需要在傳承中外優秀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偉大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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