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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在召開地方『兩會』,面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難點、焦點問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各抒己見,一些意見表達與觀念交鋒,讓人體會著公共政策討論的多元和開放。而針對很多令人關切的話題,比如,封閉僵化的戶籍管制,滯後於社會現實的土地制度,還有城市化進程中的管理水平低下等問題,一些政府官員不願意從審批高於一切、權力過於集中上思考問題,也不願意在緩慢的政府職能轉變上下工夫,而是十分執著和熱忱地大談增稅,從機動車環境稅到物業稅,仿佛一旦開征這些稅種,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交通就不擁堵了,房價也能很快降下來。事實果真像他們所說的,面對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新稅種一到,藥到病除,所有問題就能獲得解決嗎?
其實,前幾年開征燃油稅的時候,我們也聽到了很多美好的承諾。比如,使用汽油的費用漲了,能有效遏制過度的能源消費,同時,將各種收費納入燃油稅,可以減輕公眾的負擔,至少,公路上林立的收費站會因此減少。可是,燃油稅開征了,公路上的收費站並沒有隨之減少,汽車消費、能源消費沒有絲毫影響,反而更加『過度膨脹』。這種利用『美好前景』說服公眾接受新稅種的思路,是否也值得反思呢?
應該說,在GDP導向之下,一些地方政府難以遏制自身的逐利衝動,是這種『一稅就靈』傾向的出發點。2009年,中國的機動車產銷超過1300萬輛,創了歷史紀錄,社會飛快邁入汽車時代,就有官員惦記著增收機動車環境稅,而且,開征新稅的理由也冠冕堂皇,機動車造成了環境污染,從保護環境的角度不該征稅嗎?通過稅收調節,還能對人們擁有機動車的願望造成一定壓力,通過此舉減少城市機動車數量,不也是政府調控的成功嗎?
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機動車增加,道路擁堵,是一個國際難題。很多國家和城市采取了『不限擁有,限制使用』的策略。就是說,購車自由,稅費不漲,而是在使用環節采取引導措施。比如,提高城區停車費,甚至進入核心區域收取擁堵費,同時,建設四通八達、方便快捷的地下交通網絡。
政府調控,並不是開征新稅的必然理由。但是,一些政府和官員,卻始終逃脫不了『稅收萬能』的管理思路。比如,在北京市召開的『兩會』上,地稅部門負責人言之鑿鑿,北京最快明年年底就開征物業稅了。怎樣得出的結論呢?媒體報道說,這位官員推算,稅務總局、財政部達成一致方案,需要半年,上報國務院,再經全國人大批准,至少八九個月時間。因此,最快明年年底就能開征物業稅了。
這又是一個不了解常識的論斷。根據程序,稅務總局、財政部提出的意見,只能是一種行政構想和草案,這種草案能否成立、是否批准,需要經過立法機關的認真討論、審議、通過,誰能輕松地保證『八九個月』就能過關。而且,需要最高權力機關批准的事項,北京的官員又憑什麼認為實行的時間是『明年年底』呢?
此外,物業稅最大的難度,還不是方案通過的時間表和開征的時機,而是稅務機關如何准確掌握全國每一個公民、每一戶家庭的住房、財產情況。就算稅務部門胸懷遠大,志在必得,其征收成本會是一個天文數字,最後,也只能把這種負擔加到每個家庭頭上。這種情況下,再用『物業稅能降房價』來忽悠公眾,就顯得不厚道、不靠譜了。
在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通過稅收,實現財富的再分配,是一個不言自明、人人都懂的道理。但是,從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來看,其基本主體就是工薪階層,也就是說,真正的富人群體,往往通過自己所在的企業,將自己的收入、生活消費進行了稅收規避。由此,個人所得稅產生了『窮人納稅』的獨特現象。誰能保證這樣的問題,不在一些官員主張的新稅種中重演?並且,就算真能通過汽車、住房等領域多征了稅收,在缺少監督和透明機制的情況下,又怎能保證這些錢被用到窮人身上,而不被不明不白地揮霍掉?
當然,面對稅費過亂的局面,做適當調整是可以的,但不能以加重公眾的普遍負擔為前提。面對重重積弊,提高社會和城市的管理水平是當務之急,這遠比多收某個稅種復雜得多。改變『一稅就靈』的思路,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改變審批至上的行政習慣,約束權力的偏見與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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