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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0年年會』召開 頂尖經濟學家縱論『十二五』規劃
經濟專家就『十二五』規劃各抒己見。史麗攝 |
吳敬璉 |
資產價格上漲不一定好
吳敬璉:警惕流動性過剩導致資產泡沫化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26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0年年會上對記者表示,流動性過剩並不一定就表現為通脹,也有可能導致資產泡沫化,民眾不要以為資產價格上漲是好事,它的危害不比通脹損害輕。
此外,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0年2月25日起,上調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對於央行提高准備金率控制流動性的效果,吳敬璉指出,2009年貨幣流動量太多,原定5萬億的貨幣發行計劃,最後卻帶出10萬億。當前0.5個百分點的上調對貨幣增量控制不會帶來實質性影響,關鍵還是金融監管部門對流動性的判斷,並給出針對性政策舉措。
茅於軾 |
改革土地定價機制
茅於軾:招標與拍賣相結合平衡地價
26日的年會上,在房地產研究問題上頻出驚人之語的茅於軾又一次支招降低房價,他提出,應改革現有的土地拍賣制度為招標和拍賣相結合。
茅於軾認為,房價具有民生屬性,而土地拍賣又缺乏上限,最終結果是,土地價格過高進而推動房價的快速上漲。
茅於軾認為,采取招標與拍賣相結合的方式,則有利於土地價格的平衡,其直接的結果是願意低價轉讓土地的出讓方成交可能性更大,這就可能達到地價的平衡,而非地價一路不回頭地高漲。
湯敏 |
最大風險是地產崩盤
湯敏:參考調控通貨膨脹機制,建立城市基本房價指數
在2月26日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0年年會上,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指出,『十二五』期間,最大的風險在於房地產的崩盤。
他認為,中國需要建立一個類似調控通貨膨脹的機制來對房地產進行宏觀調控,也有『每年不能超過3%~4%』這個非常清晰的目標,在責任方面也明確了『全國性通貨膨脹誰負責,地區性通貨膨脹誰負責』。
湯敏建議,把農村的房子、小城鎮的房子、經濟適用房等排除掉,把非常高檔的房子排除掉,再來建立一個城市基本房價指數。這個指數要反映社會容忍度。
吳曉靈 |
建立福祉指數取代GDP導向
吳曉靈:福祉指數體系包括居民生活、生態環境、社會環境和公共服務
中國經濟50人年會26日在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在演講中指出,想克服GDP導向的政府行為,就應考慮在『十二五』規劃中改進人民福祉。
吳曉靈指出:『十二五』是經濟轉型也是社會轉型,轉型關鍵在於機制:微觀是企業機制,宏觀是政府的行為機制。
她認為,企業的微觀機制是否正確,取決於能否真正解決平等保護所有產權。『中國最大風險在於現在沒有落實保護產權,於是很多人把自己的財產轉到外面獲得一個身份,有的人在外面發展了,有的戴了一個帽子(變成外國人)。另一個擔心則是現在的富二代很多都沒有父輩創業精神。』
而政府機制方面,吳曉靈指出,中國最大的特點是政府掌握了世界任何一個政府都沒有的資源,政府行為的正確與否對一個社會發展影響非常大。對於克服GDP導向的政府行為,她建議在『十二五』規劃以改進人民福祉為目標。
『現在世界上很多人都提幸福指數,但是我覺得很多是一種主觀願望,我們國家提出小康社會,提的目標都是客觀指標、物質產品指標,福祉是民間很古老的一個說法。』
吳曉靈介紹說,人民福祉指數體系包括居民生活、生態環境、社會環境和公共服務等4個部分,4個指標下面包括:居民生活(收入與消費),社會環境(安全感和政府治理),公共服務(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和公共設施等),在這之下還細分為46個小的指標。
吳曉靈認為,用一個能夠反映客觀情況和主觀情況的福祉指數體系來引導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比地方政府總是單純追求GDP有進步。
『未來5年到10年,世界經濟將經歷一個高通脹、低利率時期,危機不斷,因此,發達國家不敢輕易使經濟刺激政策退出,這樣的國際環境將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
王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中國經濟的調整有其內生性因素,但金融危機也客觀上從外部加快了中國經濟轉型的進程。』
王一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本報北京訊(記者趙琳琳、柳建雲)由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等單位特約支持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0年年會』昨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隆重舉行。此次年會主題為『「十二五」規劃:改革與發展新階段』,來自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頂尖經濟學家們,圍繞著『十二五』期間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十二五』期間總體發展脈絡等問題縱論中國經濟發展。
金融危機影響未消
『十二五』國際環境復雜
金融危機的影響仍未消弭,作為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它也對中國未來5年經濟發展規劃的制定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昨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0年年會』上指出,『十二五』期間,我國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並不樂觀,『可以說我們將處於這麼多個五年計劃實施以來最復雜的國際環境中。』他說,未來5年到10年,世界經濟將經歷一個高通脹、低利率時期,危機不斷,因此,發達國家不敢輕易使經濟刺激政策退出,這樣的國際環境將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則在昨日的論壇上表示,中國經濟的調整要早於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毋庸置疑的是,中國經濟的調整有其內生性因素,但金融危機也客觀上從外部加快了中國經濟轉型的進程。
王一鳴說,如果說前30年的改革,對中國而言是第一次轉型,引入市場機制、參與全球競爭,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財富積累、勞動力轉移,使中國完成了從經濟弱國到大國的目標,那麼接下來,中國將進行第二次轉型,這一次目標更高,是要使中國成為經濟強國。
中國未來發展
『社會轉型』地位重要
『十二五』期間,中國的發展轉變應該從哪裡開始?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昨日在演講中指出,未來中國的發展,要把社會轉型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說,客觀看,就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而言,可以看到社會轉型更滯後,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則表示,就『十二五』發展而言,一些關鍵性問題值得思考。如,『十一五』期間,中國成為了全球制造業的中心,『十二五』期間,我們是否有必要成為世界的市場,除了做一個出口大國,是否有必要成為一個資本輸出大國,這種國家定位和角色定位的轉換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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