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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當記者來到北京21世紀飯店參加全國政協教育組的分組討論會時看到,會場內,有委員慷慨陳詞,有委員要即興發言;會場外,有委員在過道內被各路媒體圍堵。
無論是學生減負、應試教育還是教育公平、高考制度改革,抑或是高校的去行政化……哪一條都可以讓委員們滔滔不絕。
對於這些話題,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前副部長趙沁平又會怎麼看呢?在會議的間隙,記者專訪了趙沁平。
取消高考不可行
記者:您認為中國的高考制度需要改革嗎?我們是否考慮過取消高考制度?
趙沁平:坦率地說,高考制度改革勢在必行,但怎麼改有待深入探討,必須要慎重從事,必須考慮我國的國情、社會發展階段和國民的承受、認可程度,容不得半點草率。籠統地講『取消高考制度』,我認為並不可行。我國不是沒有過取消高考的先例,結果證明怎麼樣呢?
自從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教育培養了那麼多人纔,為我國改革開放30年偉大事業提供了人纔支持,我們不能對高考制度全盤否定。如果你在網上發個帖子,宣布取消高考,我想可能會遭到80%的網友反對。
公共考試(在國外是社會機構組織的社會考試,我國是政府組織的統一考試)的出現,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一種進步。其作用有三,一是保證基本的公平性,二是具有交流和共享性,三是降低全社會高考招生的成本,包括考生的開銷。
目前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還相當大,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實現高等教育公平,首先要確保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公平,再就是選拔過程的公平合理。
目前的高考制度存在一些問題,但仍然是現階段相對公平的一種方式,如果取消,會導致更嚴重的、新的教育不公平。問題在於選拔標准太單一,只看高考成績。
高考並沒有『一考定終身』
記者:那您怎麼看中國高考制度的『一考定終身』?
趙沁平:我不太能理解『一考定終身』的說法。就拿一個高考學生來說,如果今年考得不好,可以明年再考;明年沒錄取,後年還可以再考,並沒有『一考定終身』。
記者:美國的高考制度設計會讓學生多考幾次,取最高值。您不認為這種設計比中國的一次考試要合理得多嗎?
趙沁平:這其實也是我們要考慮改革的方向之一。在這方面,國外的一些機制辦法可以借鑒,我們自己的歷史經驗和已進行的試點情況可以總結,穩步推進。
記者:那您怎麼看美國高考制度中的綜合評價機制,除了考試成績外,還有其他因素的權重呢?
趙沁平:突破高考成績單一評價,采用多元評價。比如像美國大學錄取學生時,不同類型的大學采用不同的社會考試成績,此外還參考中學成績,參考中學校長、學校校友推薦,有的還可面試等等,這在美國是被社會普遍接受的通行做法,是我們今後改革可以借鑒的。
再過10年、20年會得諾獎的
記者:您不認為美國的高考制度比中國的更為合理嗎?
趙沁平:大家都願拿美國的教育制度與我們相比。的確,美國的教育制度在許多方面值得我們研究、借鑒,而且我們有不少教育制度、措施是借鑒了美國的,比如我國的學位制度、博士後制度等。
但是教育發展是與社會發展階段密切相關的,是與民族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有些教育制度在美國合適,但搬到我國就行不通,或者起碼現在行不通。比如,美國大學經費中校友捐贈佔相當比例,我國大學則微乎其微。
教育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與經濟發展不一樣。我國經濟建設可以30年走過發達國家100年的經濟發展道路,但如果追求30年教育成就、30年大學建設走過人家100年的道路,在某些方面就會發生問題。百年樹人,教育需要嚴謹、需要循序漸進,教育不宜『跨越式』發展。
記者:去年,錢學森之問『為什麼中國培養不出創新性人纔』引起國人深思;迄今為止,中國內地還沒有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您怎麼看待這些問題?
趙沁平:錢老提出一個令國人和政府深思的大問題。我國改革開放30年,在經濟、社會、科技等各個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沒有一定數量的創新人纔是不可能的,但確實培養的創新性人纔不足。
至於諾貝爾獎,我們可以關注,但不必太過在意。我們致力於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致力於創新人纔培養,致力於科學發現和科技創新,致力於做好我們的事情,再過10年、20年,我們會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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