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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這個地方因而也聚集了很多出色的報人,這些著名的報人,有的是我同學,有的是我同事,有的與我有過長期業務往來。退休前後積極撰寫文史稿件,散刊於《天津日報》《今晚報》《北京日報》《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及香港《華僑日報》、紐約《海內外》等報刊。
『我講的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人和事。從20世紀初到新中國成立前,天津作為北方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市面上有很多報紙。天津這個地方因而也聚集了很多出色的報人,這些著名的報人,有的是我同學,有的是我同事,有的與我有過長期業務往來。』
張道梁,1919年生於寧河縣潘莊。多年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945年編輯北平《大地周報》,1946年任天津《新生晚報》總編輯、主筆、代理社長。1949年創辦大眾書店,任天津店經理。1950年、1951年參與創辦天津新年畫出版社及華北畫業聯合出版社。1954年由天津通俗出版社調天津美術出版社(後改為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年以後曾編輯《影劇美術》,參加創辦全國美術出版社聯合主辦的《美術之友》並任編委。退休前後積極撰寫文史稿件,散刊於《天津日報》《今晚報》《北京日報》《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及香港《華僑日報》、紐約《海內外》等報刊。
我在天津辦報紙
1945年,我本來在北平的《大地周報》工作,同事是馬際融、楊治興、賀照等人。那時候我還不到三十歲,血氣方剛,那一年的秋天因我寫了一篇文稿觸犯了國民黨『要人』葉青。葉青原名任卓宣,本是早期的共產黨員,後來他被捕做了叛徒,成為國民黨著名的反共論客。《大地周報》的發行人名叫單柳溪,我的文章發表後,國民黨北平市委要求在我們的報紙上再發表一篇駁斥我觀點的文章。這個『提議』令我和同事們感到氣憤,而此時的單柳溪又受到了各方面的『友善』勸告。種種壓力下,我感到這個報紙辦不下去了,就在這一年的春節前回到了天津家裡。
春節期間,我和哥哥張蔭潭到住在大理道上的寧河縣同鄉常小川先生家拜年。常小川在抗戰前做過天津財政局長、商品檢驗局長,在天津工商、金融界有很多朋友。常小川夫妻都是基督教徒,抗戰期間教會來自美國的資金中斷,常小川就聯絡一些有錢的教友發起組織了一個『基督教自立自養百萬基金委員會』。經過他一番努力,募集到一筆可觀的資金。他當過財政局長,有經驗,教友就推薦他來管理這筆資金。l945年日本投降後,教會的美元又源源而來,募集的這筆資金就閑置下來。閑聊間,我正好提起辦報的想法,常小川就提議可用這筆資金來辦報,但要把辦報和教會掛上鉤,以『宣傳基督教義』作為辦報方針。
事實上,在舊社會辦報紙,並不是有錢就可以辦,各地的報刊都是具有相應背景纔能夠開辦的。比如最知名的《大公報》,抗戰勝利後,它在政治傾向上已經完全符合國民黨南京政府的需求,因此可以站穩腳跟;而《益世報》是天主教會的報紙,主編雷明遠是個『中國通』;《民國日報》則是國民黨天津市委的機關報。可以說,沒有『背景』的報人和報紙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是不可能生存的。
那年春節之後,常小川帶我到北平崇文門內孝順胡同拜訪會督江長川先生。江是基督教華北衛理公會的會督,是衛理公會華北最高主持人,在教會的聲望很高,會內尊稱為江會督。當年蔣介石要跟宋美齡結婚,蔣要成為基督教徒,為他洗禮的就是這個江長川。常小川將辦報方針陳述一番後,江會督極為贊成,並提議用富有教義的『新生』兩字作為報名,於是我們的報紙就定名為《新生晚報》。
《新生晚報》成立後,常小川任社長,他的『盟兄弟』劉靜遠任發行人,我哥哥張蔭潭任經理,我為總編輯。我在天津的報業生涯從此展開。
從記者到官僚的齊協民
我辦報紙的時候,『國統區』的新聞紙,一般都由南京政府提供進口紙。它以官價結匯,價格比較穩定,比黑市外匯低得多,每年兩次分配進口紙份額時,各地各報都瞪圓眼睛,大吵一番。
天津分配的情況,除《國民日報》是國民黨報直接分配外,其餘大小報紙,都由報業公會統一分配。分配的標准,基本根據自報的印數。《大公報》《益世報》兩家是大頭,第一回合,是各報矛頭對著這兩家,盡量使它們少佔份額。第二回合是其他各報分配時,互相吵吵嚷嚷,面紅耳赤。每次分配都要開很多次會,到最後個別幾家不依不饒時,往往由嚴仁穎(《大公報》副理)、吳克齋(《益世報》副理)表現一點風格,從他們的較大份額中拿出一點纔算了事。
各報參加分紙的會,多是報館的負責人,只有《中華日報》經常不派人參加,該報社長齊協民另有公關之道。但齊協民在舊官場中是有名的人,他和軍閥陳光遠(江西督軍)、國務總理靳雲鵬、潘復以及抗戰前主持華北政務的宋哲元等關系都很深,人稱『齊六爺』。報業公會每次分配進口紙之前,他都在鎮南道(今睦南道)私宅設家宴,款待各報負責人。新中國成立前,每年的宴請我都要參加,因此對齊協民有一些了解。在宴請中,他在敬酒時每次都說兩句客套話:『煩諸位老弟幫忙』『拜托諸位了』,就算打點完事。不過齊協民只求在分配時略予照顧就行,給多少是多少,從不爭論。
這個人一輩子從事新聞工作,是個真正的記者出身。但他為人聰明,善於交際,是一個從記者中走出來的『老官僚』。當時新聞圈的朋友曾打趣說:『看看常二爺(常小川)出門,只能坐三輪車;人家齊六爺卻坐汽車。兩個人都住五大道,都辦報紙,齊六爺當記者辦報紙最後當了官;常二爺是當官的最後去辦報紙。』齊協民憑借與上層的這些關系,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為人知的秘密。那時候,很多軍政界要人都是他家的座上賓。新中國成立後齊協民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上,寫了不少外人鮮知的資料。他的女兒是著名的『女花臉』齊嘯雲。
『我講的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人和事。從20世紀初到新中國成立前,天津作為北方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市面上有很多報紙。天津這個地方因而也聚集了很多出色的報人,這些著名的報人,有的是我同學,有的是我同事,有的與我有過長期業務往來。』
張道梁,1919年生於寧河縣潘莊。多年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945年編輯北平《大地周報》,1946年任天津《新生晚報》總編輯、主筆、代理社長。1949年創辦大眾書店,任天津店經理。1950年、1951年參與創辦天津新年畫出版社及華北畫業聯合出版社。1954年由天津通俗出版社調天津美術出版社(後改為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年以後曾編輯《影劇美術》,參加創辦全國美術出版社聯合主辦的《美術之友》並任編委。退休前後積極撰寫文史稿件,散刊於《天津日報》《今晚報》《北京日報》《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及香港《華僑日報》、紐約《海內外》等報刊。
我在天津辦報紙
1945年,我本來在北平的《大地周報》工作,同事是馬際融、楊治興、賀照等人。那時候我還不到三十歲,血氣方剛,那一年的秋天因我寫了一篇文稿觸犯了國民黨『要人』葉青。葉青原名任卓宣,本是早期的共產黨員,後來他被捕做了叛徒,成為國民黨著名的反共論客。《大地周報》的發行人名叫單柳溪,我的文章發表後,國民黨北平市委要求在我們的報紙上再發表一篇駁斥我觀點的文章。這個『提議』令我和同事們感到氣憤,而此時的單柳溪又受到了各方面的『友善』勸告。種種壓力下,我感到這個報紙辦不下去了,就在這一年的春節前回到了天津家裡。
春節期間,我和哥哥張蔭潭到住在大理道上的寧河縣同鄉常小川先生家拜年。常小川在抗戰前做過天津財政局長、商品檢驗局長,在天津工商、金融界有很多朋友。常小川夫妻都是基督教徒,抗戰期間教會來自美國的資金中斷,常小川就聯絡一些有錢的教友發起組織了一個『基督教自立自養百萬基金委員會』。經過他一番努力,募集到一筆可觀的資金。他當過財政局長,有經驗,教友就推薦他來管理這筆資金。l945年日本投降後,教會的美元又源源而來,募集的這筆資金就閑置下來。閑聊間,我正好提起辦報的想法,常小川就提議可用這筆資金來辦報,但要把辦報和教會掛上鉤,以『宣傳基督教義』作為辦報方針。
事實上,在舊社會辦報紙,並不是有錢就可以辦,各地的報刊都是具有相應背景纔能夠開辦的。比如最知名的《大公報》,抗戰勝利後,它在政治傾向上已經完全符合國民黨南京政府的需求,因此可以站穩腳跟;而《益世報》是天主教會的報紙,主編雷明遠是個『中國通』;《民國日報》則是國民黨天津市委的機關報。可以說,沒有『背景』的報人和報紙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是不可能生存的。
那年春節之後,常小川帶我到北平崇文門內孝順胡同拜訪會督江長川先生。江是基督教華北衛理公會的會督,是衛理公會華北最高主持人,在教會的聲望很高,會內尊稱為江會督。當年蔣介石要跟宋美齡結婚,蔣要成為基督教徒,為他洗禮的就是這個江長川。常小川將辦報方針陳述一番後,江會督極為贊成,並提議用富有教義的『新生』兩字作為報名,於是我們的報紙就定名為《新生晚報》。
《新生晚報》成立後,常小川任社長,他的『盟兄弟』劉靜遠任發行人,我哥哥張蔭潭任經理,我為總編輯。我在天津的報業生涯從此展開。
從記者到官僚的齊協民
我辦報紙的時候,『國統區』的新聞紙,一般都由南京政府提供進口紙。它以官價結匯,價格比較穩定,比黑市外匯低得多,每年兩次分配進口紙份額時,各地各報都瞪圓眼睛,大吵一番。
天津分配的情況,除《國民日報》是國民黨報直接分配外,其餘大小報紙,都由報業公會統一分配。分配的標准,基本根據自報的印數。《大公報》《益世報》兩家是大頭,第一回合,是各報矛頭對著這兩家,盡量使它們少佔份額。第二回合是其他各報分配時,互相吵吵嚷嚷,面紅耳赤。每次分配都要開很多次會,到最後個別幾家不依不饒時,往往由嚴仁穎(《大公報》副理)、吳克齋(《益世報》副理)表現一點風格,從他們的較大份額中拿出一點纔算了事。
各報參加分紙的會,多是報館的負責人,只有《中華日報》經常不派人參加,該報社長齊協民另有公關之道。但齊協民在舊官場中是有名的人,他和軍閥陳光遠(江西督軍)、國務總理靳雲鵬、潘復以及抗戰前主持華北政務的宋哲元等關系都很深,人稱『齊六爺』。報業公會每次分配進口紙之前,他都在鎮南道(今睦南道)私宅設家宴,款待各報負責人。新中國成立前,每年的宴請我都要參加,因此對齊協民有一些了解。在宴請中,他在敬酒時每次都說兩句客套話:『煩諸位老弟幫忙』『拜托諸位了』,就算打點完事。不過齊協民只求在分配時略予照顧就行,給多少是多少,從不爭論。
這個人一輩子從事新聞工作,是個真正的記者出身。但他為人聰明,善於交際,是一個從記者中走出來的『老官僚』。當時新聞圈的朋友曾打趣說:『看看常二爺(常小川)出門,只能坐三輪車;人家齊六爺卻坐汽車。兩個人都住五大道,都辦報紙,齊六爺當記者辦報紙最後當了官;常二爺是當官的最後去辦報紙。』齊協民憑借與上層的這些關系,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為人知的秘密。那時候,很多軍政界要人都是他家的座上賓。新中國成立後齊協民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上,寫了不少外人鮮知的資料。他的女兒是著名的『女花臉』齊嘯雲。
大皮鞋』成捨我
我從小讀書的時候就聽說過報人成捨我的大名,對他的辦報思路和作風也非常欣賞,沒想到後來竟與他成為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我們辦報紙雖然在天津出版發行,但當時的北平纔是國民黨北方政治活動中心,有著豐富的新聞來源。當時我聘請了北平《新生報》的袁行雲寫了不少通訊,但因人力單薄,重要新聞提供還是不夠及時。我想到了自己一直仰慕的成捨我辦的《世界晚報》,它在北平的影響力很大。我常常想,要是能跟《世界晚報》合作,交換新聞,那就最好了。可是我年紀小,與成捨我也不認識。有一天,跟常小川談到這件事,他聽了大笑起來:『我跟成捨我是老朋友,你怎麼不早說呢』。常小川給我寫了封介紹信,我立即到北平西長安街的《世界晚報》找見成捨我社長。
這位報界強人,年方五旬,高個子,面色紅潤。他辦報百折不回,對工作要求嚴格,報界流行這樣的看法:凡是在成捨我手下當過兩年伙計的人,憑這個資歷,任何報社都歡迎。他身材魁梧,走起路來皮鞋踩在木地板上,把地板踩得嘎嘎響。他報社裡的職工一聽到他那沈重的腳步聲,就知道『大皮鞋』來了。這『大皮鞋』就成了報界無人不曉的綽號。
我和成的見面除寒暄外,正題剛談了十多分鍾,對於兩家無償交換新聞的事,他立刻表示贊同,當即找來負責編輯的趙富林交代此事。雙方商定每天中午12點准時互通電話,互報上午兩家采訪的新聞。雖說交換,但北平來的新聞,遠比天津多而重要。這一辦法一直持續下來,對於北平這個新聞重地,我們再也沒有操心。
1947年末,我到上海辦理紙張的事,從上海返回時乘坐了四引擎的美機『空中霸王』號,與成捨我同機鄰座。起飛約20分鍾後,成忽然用手推我,悄聲說:『你看,右側一個引擎不轉了。』空姐走過時,成捨我詢問情況,她示意不要聲張。片刻,左側的一個引擎也停了,飛機還照常往北飛。成捨我常乘飛機,經驗多,他說按常規,四個引擎停了兩個,應立即返航,美國機師膽子真大。機艙很安靜,許多旅客還不知道情況,就這樣一路飛行。等到北平西郊機場盤旋下降時,飛機幾乎是跳動著下降,這纔驚動了所有旅客。在心驚膽戰中飛機終於平安著陸,成捨我舒了一口氣說:『你看我,出了一身冷汗。』(記者馬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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