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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的哲學學習熱潮
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戰略決策後,中國共產黨內開展了大規模的學習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在毛澤東的倡導和帶動下,掀起了空前規模的學習哲學的高潮,並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有力地促進了黨的理論建設。其經驗,在今天仍頗有借鑒意義。
毛澤東勤奮鑽研哲學問題
毛澤東把哲學視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正確進行中國革命的重要工具,並感覺自己對此掌握得不夠,因此在長征到陝北後大力『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馬列主義,而以哲學為主』。他對哲學的研究,達到了如飢似渴的程度。親歷其境的美國記者斯諾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記》中描寫道:『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時間專門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幾乎是什麼都不管了。』1938年春,潘梓年出版了一本哲學著作《邏輯與邏輯學》,毛澤東對之感覺『頗為新鮮』,於是只用3天時間,就讀完了該書。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精讀了《資本論》、《反杜林論》、《談談辯證法問題》、《從猿到人》、《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閱讀了蘇聯哲學家西洛可夫、愛森堡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等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閱讀了當時在延安能夠找到的其他中外哲學著作,如塔樂海瑪的《現代世界觀》、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和《哲學選輯》、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等,並對所閱讀的哲學著作寫下了大量的批注。
與此同時,他花費很大的精力研究哲學問題。據郭化若、莫文驊回憶,1938年9月間,毛澤東約集他倆和許光達、陳伯鈞、蕭勁光、蕭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十餘人,召開哲學座談會,『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討論一次,晚上七八點鍾開始,持續到深夜十一二點鍾。每次討論都是由哲學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講,然後討論。毛澤東同志除了插話,都是在最後講自己的看法。議論的中心圍繞軍事辯證法問題較多。實際上是對紅軍在10年土地革命戰爭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理論上的探討。』並且非常認真地探討有關問題,如對艾思奇《哲學與生活》中的『差別不是矛盾』的說法提出異議,致信說:『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對於陳伯達撰寫的《墨子哲學思想》,毛澤東寫信告訴他說:『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並兩次詳列了他的七點意見和三點補充意見,致信張聞天『請轉伯達同志考慮……是否有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
面對嚴峻的戰爭形勢,日理萬機,而毛澤東如此癡迷哲學問題的研究,這在中外歷史上是罕見的,足以說明毛澤東對學習哲學深遠意義的理解和對中國共產黨理論建設的重視。
延安形成學習哲學的高潮
經過毛澤東的倡導和各種宣講,在延安形成了研究學習哲學的濃厚氣氛。
一是,成立了一些研究哲學的團體。頗負盛名的是延安新哲學會,從1938年夏天成立,一直持續到延安整風運動後期,它集合了當時延安的哲學家和主要學者,舉辦各種哲學報告會、座談會和哲學年會,開展了一系列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活動,影響廣泛而深遠。再如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會,毛澤東任會長,陳雲任副會長,參加者有黨政軍主要負責乾部四五十人,它也堅持到 1942年,主要學習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1940年,先後成立了『自然辯證法討論會』(又叫『《反杜林論》讀書會』)和『自然科學研究會』(到 1941年底,該研究會會員達330人)。
二是,出版了許多馬列主義的哲學著作。如《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唯物史觀的書信》、《列寧關於辯證法的筆記》、《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礎》、《反杜林論》、《斯大林的早年哲學思想》等。編纂了一批哲學教科書,如艾思奇的《哲學講座》,柯柏年、王石巍的《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周揚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博古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吳黎平和艾思奇的《唯物史觀》,艾思奇的《哲學選輯》以及《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以解放社名義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等。
三是,組織了許多學習小組。如毛澤東組織的哲學小組,參加者有艾思奇、陳伯達、吳黎平、楊超、和培元、何思敬、肖勁光、莫文驊、張仲實、葉子龍等。每周活動一次。每次總是毛澤東先提出一些問題,讓大家准備,然後一起討論。楊超回憶說:『當時毛主席在小組中征求對他著作的意見,討論時毫無拘束,就在他家中開會……我們在討論中,有一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階段的論述,在會議中大家都暢開思想,發言踴躍。對主要矛盾階段問題討論中有人講:「主席,如果說有主要矛盾階段,那麼非主要矛盾階段和次要矛盾階段如何解釋。」以後,主席就把這種思想概括在《矛盾論》中矛盾運動的形式、過程、階段的概念中,充實了矛盾運動過程論的思想』。張聞天在中央宣傳部成立了一個學習小組,後來中央文委、中央辦公廳等機關的人員也都來參加,學習小組擴大成為一百多人的學習集體。『這個小組是依照艾思奇同志的提綱進行學習的。提綱是分章分節寫的。艾思奇同志每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寫一節。寫完一節,就油印出來,發給全組的同志。』中央組織部也成了一個學習小組,陳雲與李富春任正副組長。他們每天上午九點以前為自學,每周集體討論一次。學習小組重點學習哲學,將《唯物史觀》作為教材。
四是,經常舉辦各種類型的哲學演講。當時在延安的學者和培元、艾思奇、吳亮平、柯柏年、王學文、王思華等都有大量的哲學演講,他們有的講軍事辯證法,有的講實際生活中的哲學問題,有的介紹中外哲學史方面的知識,有的介紹哲學方法。舉一個時期演講的題目為例:艾思奇演講《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陳唯實演講《斯大林對唯物辯證法的新發展》,周揚演講《契爾那夫斯基的美學》,范文瀾演講《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何思敬演講《黑格爾的邏輯學》,郭化若演講《軍事辯證法》,和培元演講《形式邏輯和辯證法》,陳伯達演講《中國近代哲學思潮》。其後,這些演講大都發表在延安當時出版的《解放》周刊、《中國文化》月刊、《八路軍軍政雜志》和《解放日報》上。
五是,介紹學習研究哲學的方法。如艾思奇發表了《怎樣研究辯證法唯物論》、《正確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辯證法——學習哲學的基本認識》、《關於研究哲學應注意的問題》、《反對主觀主義》等。和培元發表了《論新哲學的特性與新哲學的中國化》,徐特立發表了《怎樣學習哲學》、劉亞生發表了《研究新哲學的方法問題——貢獻給初學新哲學者的一點意見》等。
哲學學習極大地推動了黨的理論建設前所未有的哲學學習熱潮,對黨的理論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一,研習哲學成為全黨的風尚。由於明確了哲學的重要性,所以哲學被列入延安在職乾部教育計劃,廣大乾部也積極參加到學習哲學之中去。身經其事的鄭校先回憶說:『1939年底我入軍政學院學習,除集中上課外,其它時間主要就是閱讀學院發的教材,自學時間較多。馬克思、恩格斯原著《資本論》、《費爾巴哈論》、《反杜林論》等書,很難讀懂,要逐字逐句很費力地去研讀、去理解,每小時只能讀 5頁左右,等於是硬啃下來的。』不僅在延安,敵後抗日根據地也掀起了學習哲學的熱潮。1940年朱德在延安召開的學習大會上指出:我們是跟著延安走的,這裡學什麼,我們那裡也學什麼。教育學習,在抗日前線,辯證法大大地發展了;現在許多乾部都能把哲學上的原則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
第二,認識客觀實際、遵循規律成為許多領導人的共識。毛澤東號召學習哲學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在思想戰線上清除教條主義的影響,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說:『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證法。』而通過學習哲學,黨的許多領導人就此達成共識。朱德指出:『學習馬列主義,第一便要求能正確地認識客觀現實、認識世界。』任弼時指出:『我們學習理論,是為了了解一切事物發展的規律,我們要知道革命運動的規律,知道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就是我們行動有辦法,而不是盲目的亂碰。』葉劍英指出:世界上一切東西的發展都有它的規律性,獲得這個規律要具有一個武器,這就是唯物辯證法。要把唯物辯證法正確地運用在軍事領域中,作為判斷情況、定下決心、指導戰爭的唯一法寶。張聞天指出:哲學應更多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使新哲學會的研究與實踐斗爭更密切的聯系起來,使新哲學會的研究成為生動的、實際的、有興趣的工作。在一定意義上,大規模的哲學學習為延安整風運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大幅度提高了領導乾部的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陳雲的話很有代表意義,他後來多次講道:在延安那段學習對他幫助很大,自從學習哲學以後,講話做事纔有了唯物論、辯證法,可以說終身受用。李先念也是運用哲學武裝自己的一個典型。 1938年他入馬列學院學習,『學習特別用功』,『特別用功於哲學』。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多謀善斷及其豐功偉績,和他在這個時期的學習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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