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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 《大眾生活報》改版兩周年的時候,一桌酒局只有很少人參加:總編輯、執行總編、一位中層、幾個行政人員。他們尚且是這張報紙的『守留人』。但過不了幾日,這些名頭前面會加上兩個字:前任。
在5月25日,這強顏歡笑的酒局上,『歷史的今天』被數次提及,帶著回憶的歡樂與現實的苦楚,啤酒夾雜著高漲的情緒,嘴裡伴著叫囂與哀怨,像這張在垂暮中掙紮的報紙一樣,一切尚有生機,但光鮮早已不在。
兩年前的這一天,陝西華商集團再次進軍天津,開啟了低成本運轉4年的《大眾生活報》,刊號由日報改為周報。他們招兵買馬,組建團隊,將所有的雄心壯志押寶到一個數年前失敗的報紙上,並使出渾身解數躋進天津報業市場的夾縫中。一切看似成功,但失敗轉瞬即來。
21個月後,華商集團突然宣布退出天津,《大眾生活報》刊號保留,開始『再一次』的低成本運營。
一 消息
沈睡的風吹進樓道,無人辦公。
上午10點,樓裡有行政人員在搬運辦公設備。商業新聞部的房間裡放滿了電腦,各種舊報紙和雜志堆在門旁,有人小心翼翼地在裡面翻找,拿起一些看似有價值的刊物,收好。
這是4月22日。在之前的一個小時裡,新聞部組織了一個碰頭會,來探討下周的選題。會議開得很懶散,議題基本集中在『下個星期是否還出報』。
九點半,新聞中心主任郝博聞接到電話,通知部門內所有員工10點到友誼路北方人纔市場開大會。通知是口頭傳達,盡管所有人都已經預料到『今天會出什麼事』。但接到通知後,辦公室裡還是略微『騷亂』了一下。
碰頭會隨即解散,是否出報的問題懸而未決,新聞部的員工只是被要求『穩當住』。
10點的大會開了1個多小時,華商集團從西安總部過來的領導下達了對《大眾生活報》未來去留的決定:報紙未來只留二十個左右的版面,留下十餘人留守進行低成本運作,其餘人員遣散、賠償。但現場參加會議的員工認為,『更多的是務虛。』
這基本宣告了《大眾生活報》的『死刑』。盡管在友誼路4號那幢四層小樓裡,『死刑』的消息已經謠傳了近兩個月——一開始還只是中層之間的小道消息,但很快就擴大到整個報社的員工。
『你怎麼打算?』會後,這個問題顯然比『下一期還做什麼選題』更值得探討。
首先開始頭疼的是中層。因為他們還要組織團隊一直正常出報到5月10日。『但顯然』,新聞部主任郝博聞說,『員工不可能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稿件上了。』
擰成一股的繩子很快散開,樓道裡的空間被各種紙箱子佔據。有人在收拾東西,原先打理好的過期《大眾生活報》散亂在地面——它們被迅速收拾好,又被迅速打亂。
不斷有人從故紙堆中尋找自己以前做過的報道,這些過刊在先前看起來一文不值,但現在,它是每個人手中的救命稻草。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報紙將成為簡歷,代表著這家報社記者的水准,或被認可,或成為無用的舊歷而被再次拋棄。
『最後一期未縮版的報紙,幾乎是在空轉情況下做出來的,但所幸沒有人抱怨,還算順利。』郝博聞說。這位新聞部主任,在接到通知後開始著手和部門的4名員工談話。話題的范圍也是集中在『今後怎麼辦』上。
新聞部是《大眾生活報》負責采編的主力部門,記者的素質大多值得稱道。郝博聞並不擔心他們的未來前途。實際上,在『死刑』到來之前,部門裡已經有3名員工先後離職,進入天津的其他媒體。
『這裡的工資不是太高,大眾生活報一直在「維持」自己的運轉,加上很多記者是外地人,收入給他們造成不小的壓力。』郝博聞坦言,在《大眾生活報》工作,除了能得到采編技能上的幫助,錢的方面,很難維系高水准。
『能堅持下來的,有很多理想主義者。』他說。
在最後的一段時間裡,理想主義在這家報社仍沒有破滅。比如大量可供員工閱讀的雜志,即便在報社『留守』的時期裡,仍然供應充足,雜志可以隨便翻閱,記者之間會經常討論不同的報道方式和新聞源。而且,即便是那場宣判『死刑』的大會召開後數天,一些員工仍然抱有『可能會死灰復燃』的心態。
這種心態和『未來在何方』並存,成為一個虛化的矛盾體蔓延在報社裡。一方面,所有人都在為新工作做准備;另一方面,更多的人還沈浸在『不可能就這麼完了』的幻境中。
『走與不走,是個問題;留下來做什麼,也是問題。』疑問的不斷擴大化,最終形成了謠言。在4月22日員工簽訂離職合同之前,『報社可能會賣給其他媒體』的消息在口耳相傳。
雖然到現在,《大眾生活報》還屬於華商集團,但在非離即散之前,任何一個小道消息都足以在本來就不穩定的員工心態中造成軒然大波。
『那時候任何消息都足以對你未來的決斷造成不小衝擊。』郝博聞說。
最後,少數的員工留在了報社,包括幾名受到《勞動法》保護的孕婦。而其他人則自尋其路。郝博聞選擇離開,因為『華商做事太絕』,也因為『《大眾生活報》兩次失敗,基本不可能涅槃』。
二 沒有天花板的屋頂
《大眾生活報》是在上一次失敗後涅槃——然後再一次倒掉。
2004年,在都市報市場上『戰無不勝』的陝西華商集團進軍天津,當時拿到的刊號就是《大眾生活報》,雄心勃勃的華商集團想在天津做一份大開行日報。
當時天津的主流都市報《每日新報》正如日中天,《今晚報》也依靠著龐大的發行量雄踞市場。這兩份媒體佔據了天津人早晚的閱讀生活,也壟斷著廣告份額。
華商想憑借自己多年辦都市報的資歷,擠進這片肥沃的市場。華商想復制其狼性文化,在天津市場上以經營為先,強勢進攻。
2005年6月,當第一批華商媒體人還沒看清天津的全貌,就在倉皇中行左轉右,最終不得不暫時放棄攻勢,退而求守——像今天一樣留下不多的人,開始漫長的低成本運營。
《大眾生活報》雖然曇花一現,卻給天津媒體市場留下了一顆定時炸彈。一位天津資深媒體人回憶,當年由於《大眾生活報》出現,造成了天津各報媒體記者都神經緊繃,『每天對比《大眾生活報》新聞成了例行會議。』他說。
那一次華商集團雖然走麥城,卻並未打擊佔領天津報業市場的信心。《大眾生活報》慘遭失敗,但培養了不少人纔,這些年輕的『天津華商人』被分配到集團其他地區的媒體工作。他們有些是《大眾生活報》涅槃後的主力軍——幾年後,將在未知中經歷第二次失敗。
『2005年的散伙飯,很多人都抱在一起痛哭。』吳彥說。她是2004年第一批《大眾生活報》的員工,同樣也經歷了報紙的第二次失敗。
『如果有一天能夠再做《大眾生活報》,第一期報紙一定要做「尋找大眾人」。』這是那次席間吳彥記憶最為深刻的話。
2005年,被『雪藏』起來的《大眾生活報》臥薪嘗膽在市區裡的一個寫字間。像今天一樣,報紙還在繼續出,只是印量很少。
『甚至當時還有好稿點評』,吳彥說。當時,整個《大眾生活報》也不過十幾個人,吳彥覺得它是在等一個東山再起的契機,而其他媒體則認為,華商集團早晚會再次『亮劍』天津市場,只是時間問題。
2008年6月,這個時間到了。雖然經濟危機大背景讓《大眾生活報》的復出看起來並不是怎麼靠譜,但在動員會上,新任報社的總編輯還是提出了兩個讓人聽起來讓人『有些熱血沸騰』的概念:逆勢上揚、沒有天花板的屋頂。
『沒有天花板的屋頂,大概是指沒有什麼新聞不能做,沒有什麼不能想』,郝博聞解釋了這句話更深層的意義,『比如人生,沒有天花板,就是有底線,但沒有上線,更高一層的境界。』
吳彥也對這句話記憶猶新,除此之外,她還無法忘卻再一次進入《大眾生活報》時的情景。
2008年6月,《大眾生活報》改版後大批量招人時,吳彥和其他『大眾人』一樣,在離開的三年裡,已經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但當時僅僅是看到『大眾』兩個字都會怦然心動。』那之後,吳彥辭職,再一次踏進《大眾生活報》的報社門檻。
那時,報社地點還在雲南路森淼清華園高層的一個4室單元,復出的第一份《大眾生活報》就在那裡制作出來,一共64頁,耗時一個星期,8個人制作——不分黑夜白天。
『我還記得,我們的主編乾累了,就蜷著身子睡在地上,打一個盹起來,再繼續乾。』吳彥回憶,由於當時辦報的條件十分艱苦,人手不夠用,以前在《大眾生活報》做美編的同事都會趕過來免費幫忙。
最讓人頭疼的是,改版初的《大眾生活報》還沒有自己的印刷部門,『只好拿去沈陽印刷。』正式發行那天,幾個布滿黑眼圈卻精神抖擻的年輕人大半夜跑到火車站為新報紙『接生』。
對吳彥來說,第一份報紙制作的並不好看,『但是大家就像看到一個期待已久的孩子出生一樣,歡喜若狂。』
『全心全意為天津人民服務。』這是《大眾生活報》改版上市後打出的刊物口號。現在看來,它質朴,充滿理想主義的純真,並且以一種低調的姿態開始了充滿磕絆的運轉。它也開啟了天津新聞的新力量,口號裡帶有的革命性質,讓天津人看到了另一種的新聞寫作。
而『沒有天花板的屋頂』這句理想主義者的宣言,在其後的年月裡拌合著報紙的命運,以一種戲劇的方式照進現實——最終,《大眾生活報》的天花板還是倒塌了。
三 變數
郝博聞是在2008年9月來到《大眾生活報》的。『當時的新聞部還不是很成熟。』他的到來,給報紙的新聞增添了一些新的空氣。
開始的時候,《大眾生活報》的新聞只是以一種簡單的形式出現,郝博聞用『荒蠻時代』來形容那個時期——沒有專題、沒有文本模式、沒有章法,只有少量的采訪。於是,改變成為當時的主旋律。
在他的帶動下,新聞部開始刮起『學習風』。由於當時部門的記者大多是大學畢業生,接受的教育也都是傳統的『八股文』,所以必須有『新鮮東西出現纔行』。
學習,成了新聞部日常的主要『活動』。郝博聞將自己的平時積攢的報紙和雜志都搬到報社,供記者閱讀。
『我們會去討論稿子應該怎麼做,什麼是深度,怎麼處理專題。這樣循序漸進地,每一個人都會介紹自己最近在哪個雜志上看到一篇好的稿子,然後進行分析。』在大量地閱讀優秀的報紙雜志後,新聞部團隊有了長足的進步。
這種調整與改變,在日後的一段時間裡為新聞部提供了良好的采編空間,由於不接觸經營任務,新聞部成了寫作者的『天堂』。
2009年年底,《大眾生活報》進行了第二次改版,新聞紙改銅版紙,寫作模式進一步確定,並相對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新刊印出來後,反應很不錯,當時很多報社的員工都不敢相信這是自己做的。』郝博聞喜歡那個時期的《大眾生活報》,好像那時真的是『沒有天花板的屋頂』。
『你可以想很多事情,然後去做。』他說。
當一切看起來步入正軌時,整個《大眾生活報》報社也在經歷著種種『變數』——制度的調整與人員的改變並存,部門整合又打亂,績效指標繼而三番五次地重寫。實際上,在兩年的時間裡,《大眾生活報》一直糾結於各種變數。這恰似過山車一樣,員工在不斷的變化中經歷各自命運的高低起伏,最終停下時,游戲結束了。
2010年,風暴的端倪出現了。年初,一位負責采編的副總辭職,原因是『回家照看孩子』。但在員工的眼裡,『照看孩子』顯然只是托詞,不想應對更多的變數纔是離職的真正原因。一些細心的員工後來回憶,這位副總在2009年年末就購置了移動硬盤,把在單位工作的一些文件考走。
一位大眾生活報的員工回憶:『變數是因為調整經營模式,實際上經營一直是大眾生活報的軟肋,兩年裡,報社做了很多的無用功,包括網站和在濱海設立分站,分流了大量的資金,給本來就不好的經營狀況雪上加霜。』
吳彥在報社裡曾經因為變數被調整了數次。她一開始在新聞部,後來又去負責經營,最後又莫名地回到新聞部。變數給她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歸屬感。『調令一來,一切都變了,以前的工作幾乎白做』。
像這樣在報社內部『四處為家』,《大眾生活報》的很多員工都經歷過。風雨搖曳的狀況像一場實況轉播的賭博,誰也不知道骰子的下一個數字是什麼,一切是未知,有驚喜也有殘酷。
也是在2010年初,因為天津市場經營壓力太大,《大眾生活報》再一次調整了方向,把廣告的重點轉移到北京。同時,原先的『為天津人民服務』的口號也轉變成『中產階級家庭生活指導報』。
1月底,任博被調到北京記者站工作,他也是新聞部的員工。北京分站成立時,真正跑新聞的記者,只有他一個。『當時報社在北京提供了住宿,采訪來回的路費報銷也很及時,每天還提供幾十元的補助。』任博比較享受那個時候,因為『有更廣闊的采訪空間。』
但僅僅三個月,任博就回到了天津。因為變數,北京的分站成了《大眾生活報》最為『短命』的部門,它的關閉和這家報社幾乎是同時,一起宣告結束。
四 結束
離開《大眾生活報》的最後一個星期,吳彥翻開厚厚一摞電話簿,逐一給曾經約稿子的專欄作家打電話,交代《大眾生活報》目前的狀況,並和她們說『對不起,約稿結束了』。
版面大量縮減,吳彥負責的文化專欄版在一個星期後也要停掉,最後的稿子在結版3天前已經傳過來,吳彥剩下要做的就是為這些專欄作家做稿費結算、簽字。
在北京的最後一個星期,任博計劃制作『芙蓉姐姐』的人物采訪。他與芙蓉姐姐的經紀人聯系了多次,都因檔期的問題沒有成功,直到可以面采到『芙蓉姐姐』時,他已經無法使用《大眾生活報》的名片了。
這是任博離開《大眾生活報》前最大的遺憾。5月,當最後的變數出現前,這位《大眾生活報》的員工離開了他工作一年多的地方,前往其他的媒體謀職。
各個部門陸續有人主動離開。房間開始沈睡。去向的問題大多解決,只是大家都在不厭其煩地打聽彼此的去向,有人唉聲嘆氣,有人沈默不語。
吳彥說,她是打了電話辦理離職的,撂下電話後有點後悔,『畢竟從24歲起,最美好的青春時光都糾纏在這份報紙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次宣布『死刑』的會議之前,報社的高層領導曾經叮囑員工『不要有情緒的太大波折』。『但最後,很多員工還有有一些逆反,對於華商集團的逆反,因為報社的經營在4月已經出現轉機,但集團還是把報紙停掉了。』郝博聞遺憾地說。
吳彥最後還是出現在4月22日《大眾生活報》辦理遣散手續的現場。一天之後,她來到新的工作地點。新工作對於她來說,『早就有所准備。』
吳彥有時候,還會和別人提起自己是『大眾人』。『如果以後大眾生活報真的能夠再一次面世,無論我們人在哪裡,心裡都會非常高興和自豪。』
但她也覺得多人都回不去了,吳彥已經30歲,不可能在像以前一樣經得起奔波了,『我需要的是一份穩定的長久的工作。但是工作之餘,我們都會偶而地想念一下以前在大眾的日子,那一段經歷和時光是人生最美好的回憶。』
在郝博聞眼中,《大眾生活報》是天津第一份做得深厚的周報,並已經逐漸的被人們接受和認可。作為外來媒體,它的產生和壯大為天津媒體產業帶來一些新的血液。
『但很可惜,最後結束得太快』。郝博聞說。
在眾多對這張報紙的回憶裡,很多人覺得兩年來像做了一個媒體游戲,在沒有天花板的屋子裡,游戲從開始到結束都在不斷地改變規則與玩法,每個人都曾出局,又在喧鬧中繼續玩下去。
直到游戲被人強行終止,回頭看——以為游戲,轉眼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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