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探路化解基層矛盾

天津北方網訊 基層綜治工作往往看似有人抓、有人管，其實容易存在目標、分配、責任都是大鍋飯的現象

我國當前處於社會矛盾凸顯、刑事案件高發、對敵斗爭復雜的特殊時期，各類社會矛盾都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顯現出來，越往基層走，矛盾越多，問題也就越突出。如何采取有效手段，化解基層矛盾，成為從上到下致力解決的課題。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在重慶市采訪時了解到，近年來重慶政法綜治部門著力構建一體化大綜治格局，把綜治維穩的重心落在基層，收效顯著。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問題在基層，就要把基層的問題解決好。把基層的問題都解決好了，矛盾都化解了，全市各個方面的情況就會出現一種比較健康的環境。』重慶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光磊說：『2007年初，重慶市綜治委就專門組織了十多個調研組，深入到基層，跑了很多地方開展調查研究，多方聽取意見。在調研當中我們發現，基層綜治工作存在著目標、分配、責任都是大鍋飯的現象，看似有人抓、有人管，其實往往是一種人浮於事、工作無人負責，任務也不具體的狀況，有的地方甚至還處於一盤散沙的局面。針對這種局面，我們拿出的辦法就是一體化大綜治。』

綜治維穩觸角深入基層

一體化大綜治格局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在鄉鎮(街道)建立以綜治辦為平臺，依托司法所、信訪接待室等辦公場所，在不改變部門隸屬關系和工作職能的前提下，由綜治辦統一協調，采取緊密協作和聯調聯動組織模式，整合綜治、信訪、公安、司法、安監、武裝資源和力量實行『六位一體』。在村(社區)以黨組織為平臺，建立綜治工作站，整合綜治、信訪、警務、調解、治保、安全監管、民兵資源和力量，實行『七位一體』。把承擔社會管理、履行維穩職能多個部門力量整合起來，形成信訪統一接待、矛盾糾紛聯動調處、治安問題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據介紹，目前，重慶全市有1600個鄉鎮街道，10000多個村和社區都建起了綜治辦、綜治站，以及六位一體、七位一體的工作平臺，實行了齊抓共管、合成治理的一種良性互動的工作格局。

劉光磊表示：『基層綜治平臺的一大優勢，就是能夠把綜治維穩工作的觸角延伸到最基層，深入摸排各種矛盾糾紛，做到早發現，早控制，早預防，把大量的矛盾糾紛和各種問題都化解在萌芽狀態。這幾年來效果非常明顯，矛盾糾紛化解率都在85%以上。』

重慶市武隆縣被譽為世界喀斯特生態博物館。在這個以旅游為支柱產業的地區，沒有良好的社會環境，就沒有良好的旅游秩序。安全穩定是這個縣發展的基礎所在。

本刊記者在當地采訪時了解到，位於該縣仙女山鎮的天生三橋景區和龍水峽地縫景區，由於歷史原因與當地農民存在著嚴重的利益分配問題，群眾從2008年5月開始為此上訪。

『在景區建設之初，一家公司於1997年在景區核心區佔用了三個村2670畝土地，其中耕地431畝、林地2239畝，以山林保護費的名義按照50元/畝的價格租用70年。並且只支付了一個村13000元的租賃費，其餘並未付清。』武隆縣政法委副書記、綜治辦主任孔正波告訴記者，『隨著武隆縣旅游經濟的不斷發展，此後的征地標准達到了大約每畝萬元，而此前的公司早已放棄開發離開武隆。三個村的村民看到這個情況，自然感到難以平衡。他們推舉出了代表，到仙女山鎮反映情況，要求按照征地補償辦法，對景區佔用的所有土地、山林進行賠償。』

『事情一出，我們的綜治平臺就開始運轉了。一是由多個部門的同志組成專項工作小組，進駐天生三橋景區、地縫景區對景區佔地實際情況進行調查，將調查結果以報告形式書面報告縣委、縣政府以及相關領導，爭取政策支持。二是與涉及農戶進行溝通，引導其走合法的上訪渠道。三是鎮政府多次召開綜治、信訪、財政、公安、司法等多個部門聯席會、群眾代表會，組織村社乾部、群眾代表、律師等多方人士，利用聽證的辦法，力求達成共識。』仙女山鎮綜治辦專職副主任倪安生告訴記者。

最終，涉及農戶與新的旅游公司在今年5月達成協議，以耕地每年每畝350元，林地每年每畝80元的價格，采用土地、林地限期流轉方式進行租用。協議五年一簽，由縣農業局、縣林業局等相關部門完善手續，並進行司法公證，有效化解了一件群體性上訪事件。

孔正波說，綜治平臺已經實現了全覆蓋，群眾可以到村委會，也可以到鄉鎮街道，都有專門的機構和專門的人員為其解決問題。武隆縣仙女開發新區近三年來已排查化解矛盾糾紛1029起，調處率為100%、化解率為100%，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1200餘起，實現了到縣、赴市、進京『零上訪』目標。

解決社會治安突出問題

劉光磊介紹說，過去的社會治安突出問題治理，是單一的部門和單位單打獨斗，現在變為綜治成員單位的合成治理。這中間，基層綜治平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具有人熟、地熟、情況熟的優勢，能夠把工作抓得更實。

比如說近三年來組織了治安協勤隊，社區巡邏隊，還有護村隊、護廠隊、還有平安志願者隊伍，這些力量整合起來，同樣是一體化大綜治格局的有生力量。這些隊伍發揮的作用非常大，不可替代。通過這些工作，全市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得到不斷的上昇，據國家統計局組織的群眾安全感入戶抽樣調查顯示，2009年重慶群眾安全感達到了96.62%。

以九龍坡區為例，該區已經在村(社區)組建了177人的綜治專職工作隊伍，417人的流動人口專兼職協管員隊伍，670人的專職社區巡邏隊，700人的治安協勤隊，5100人的守樓護院隊等群防群治隊伍和以機關乾部、黨團員、社區積極分子為主要力量的1000餘人的志願者(信息員)隊伍。

『我當志願者兩年多了，我們社區的志願者有50人，各個年齡段的都有，分成兩班，白天10人、晚上15人，在社區的重要路段巡邏。一方面防范違法犯罪，另一方面也收集治安隱患信息，還用喇叭喊話，比如說提醒居民關門關窗。我們抓住過偷盜電纜電線的，今年上半年還收集上報了5條治安信息。』渝北區回興街道寶聖東路社區36歲的平安志願者黃明瓊告訴記者：『我現在在超市當營業員，工作不算很忙，時間上還能安排過來。我們都住在這個社區，為社區服務是應該的。』

此外，劉光磊介紹說，去年6月以來開展打黑除惡專項斗爭，政法、紀檢、監察、經濟等多條戰線整體聯動，依法打掉了一大批涉黑團伙，鏟除了一批黑惡勢力的保護傘，這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優化了社會治安環境。

社會管理試水基層自主

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國社會事業建設與經濟發展不協調的問題日益凸顯，特別是社會管理仍存不少薄弱環節。反映到高層的信息顯示，近年來一些城市治安亂點引發諸多問題，使加強社會管理工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中央明確要求，針對社會管理的薄弱環節，應下大力氣盡快解決一些重點問題。能不能盡快改變這種狀況，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一種考驗。

本刊記者在重慶市了解到，重慶市依托基層組織和居民自主管理進行的有關社會管理創新嘗試，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南岸區南湖社區成立於2001年11月，最初的大部分居民都是下崗職工和『農轉非』居民，住宅樓都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修建的。大門無人看守、清潔無人清掃、水電費無人收取……這是當時南湖社區不少老式居民樓狀況的真實寫照。

『以前我們這一片生活設施、環境衛生比較差，治安狀況也混亂得很，打架、盜竊、殺人，什麼事情都發生過，不僅是市公安局掛牌整治的重點，也是城管執法的難點。』70歲的南湖社區花園8村6棟居民謝培秀說：『要引進物業公司管理費用太高，居民肯定承受不了。我就想，我們居民能不能自己搞物業管理呢？我跑到社區居委會把這個想法一說，得到了大力支持，這個事情就搞起來了。』

2002年4月，居民自助式物業管理在花園8村6棟正式運轉：居民每戶出資100元修建了值班室；在社區內招聘4名失業人員，24小時輪流值班，負責護院、保潔、綠化、代為租賃房屋等；居民每月繳納物管費，主要用於物管人員的工資、化糞池和下水道的清掏疏浚、水費電費公攤收取等公共事務的支出。

南湖社區居委會進一步在居民大會上采取無記名的投票方式，選舉出熱心公益的事業，樂於為群眾服務的居民為代表，組成樓棟的物業管理業主代表，參與制訂樓棟的居民公約，管理制度，尤其是樓棟的治安管理制度、租賃制度等。

作為花園8村6棟的樓棟長，謝培秀告訴記者：『我們樓棟搞起物業管理，好處明顯。一是治安案件明顯減少。以前偷盜、打架、賭博的事，現在基本上沒有了。二是矛盾糾紛好化解。搞了自助式物業管理，鄰裡之間的交往多了、關系緊密了，也更和諧了。有點小糾紛可以隨時口頭化解，大矛盾也有樓棟長及時上報社區；三是有人為居民服務了。環境衛生，維修維護都有人管。空置的房子由物管代為租賃，也不會租給違法亂紀的人；四是還解決了社區失業人員的就業問題，給一些下崗的、出獄的社區居民提供了工作機會。』

6棟的進口在南坪的一個背街處，附近小賣部不多，於是在謝培秀的提議下，居民們又自建了一個小賣部，銷售一些大家生活中需要的飲料、副食等。同時，這也是全樓的一個創收手段，小賣部的收益除了與物業管理員按比例分成外，其餘的就用於樓層的公益性支出，包括物管人員的工資、公共事務的支出和年終對居民們的獎勵。『現在，我們的物管費每個月只有18元，年底還要發100多元的油和米。』謝培秀說。

目前，南湖社區已有14棟樓房實施了這一管理模式，每個月的物管費最低的只有5元，最高的也不超過23元。

南岸區政法委副書記、綜治辦主任杜孝群說，依托自助式物管這一模式，實質上將矛盾糾紛的調解、樓棟治安防控、流動人口的管理、刑事解教人員的幫教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是社區建設的一種有益的嘗試探索。□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陳澤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