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因為『近事重於遠事』,『實用濟近,公理濟遠』,實用重於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國人的一項文化選擇。儒學前輩們『不語怪力亂神』,又稱『不知生焉知死』,擱置鬼跡神蹤和生前死後,於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一直與宗教隔膜。與猶太教、基督教等文明地區不同,中國的知識精英隊伍從來不是以教士為主體,而以世俗性的儒士為主體,大多只關心吃飯穿衣和齊家治國一類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漢區的多數道士和佛僧,雖有過探尋宇宙哲學的形而上趨向,仍缺乏足夠的理論遠行,在整個社會實用氛圍的習染之下,論著論著就實惠起來。道學多淪為丹藥、風水、命相、氣功一類方術,佛門也多成為善男信女們求子、求財、求壽、求安的投資場所,成為一些從事利益交易的教門連鎖店。
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大發明首先是在文學方面、其次是在戰爭方面、隨後是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並引起無數變化,以至似乎沒有任何帝國、派別、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提到的三項最偉大技術,無一不是來源於中國。但中國的技術大多不通向科學,僅止於實用,缺乏古希臘從赫拉克利特、德謨克裡特一直到亞裡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識傳統——這個傳統既是歐洲宗教的基石,欲窮精神之理;也是歐洲科學的基石,欲窮物質之理。
就大體而言,中國缺乏求『真』優於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發育的足夠動力,只能眼睜睜看著西方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航海學、地理學、天文學等方面後來居上,直到工業化的遙遙領先。
這是現代中國人的一樁遺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們的遺憾。對於一個習慣於子孫繞膝豐衣足食終老桑梓的民族,一個從不用長途遷徙到處漂泊四海為家並且苦斗於草原、高原和海岸線的民族,它有什麼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麼多閑事?包括去逐一發現普適宇宙的終極性真理?
請您文明上網、理性發言並遵守相關規定,在註冊後發表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