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師范大學最近出臺的《人文社會科學振興計劃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構建了『不惟數字論』的人文社科學術評價新體系。(《北京青年報》7月27日)

　　在談到《意見》時，杭師大校長葉高翔教授說：『我們需要數字考核指標，但更需要《紅樓夢》、《梁祝》等可以傳世的精品大作。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我們既要有渴望出現一位大師的期待，也要有允許一百位努力者失敗的胸懷。』著名美學家、浙江大學人文學部主任徐岱教授說，這些條目中包含的，是對人文社會科學出大師、出精品的有力支橕。無論是葉高翔，還是徐岱，都對《意見》有極高的期待，希望它的出臺能為精品與大師的出現創造良好的條件。

　　事實上，自去年錢學森之問在媒體上出現，人們一直在議論我們為什麼出不了大師的問題，也一直有人在議論怎樣做纔能出現大師，大學應該為大師的出現做哪些努力。對此，我只想說一點看法：不出大師不怪你，扼殺大師你有罪。打個比方，一個大學，一個教授，你沒有能培養出杜甫那樣的大詩人不能怪你，因為這樣的大詩人不是你想培養就一定能培養出的。但假如有一個人，本來有希望成為杜甫那樣的大詩人，但他的纔華讓你扼殺了，讓他變成了一個庸人，那你就有罪過了。

　　那麼，眼下有哪些情形會扼殺大師、阻礙大師的出現呢？依我看，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

　　其一，缺乏自由寬松的環境。假設一下，唐朝也以言治罪，動不動就治你誹謗罪、煽動罪，那杜甫能寫出『三吏三別』嗎？白居易能寫出《長恨歌》嗎？寫不出『三吏三別』這類詩，杜甫能稱為大詩人嗎？寫不出《長恨歌》這類詩，白居易能稱為大詩人嗎？對於大師級的人物而言，能夠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達是至關重要的，特別在人文領域，更是如此。

　　其二，急功近利。用報道中的話講，當前國內的人文社科評價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依托類似自然科學的一些量化指標。包括在核心刊物上發表過多少文章；出版過多少著作；獲得多少、什麼級別的學術獎；承擔了多少、什麼級別的研究項目等。個人的成績、職稱、科研經費均與之直接掛鉤，對單位和各級領導則意味著政績和昇遷。不少教育界人士反映，一些人文社科研究者在『學術GDP』指揮棒下著述只求數量不求質量。如此等等，能不妨礙人纔的成長嗎？假想一下，有一個人拿著鞭子在曹雪芹身上不斷抽打，要他一年中一定要拿出多少文字的小說甚至論文，他能寫出《紅樓夢》嗎？

　　其三，官本位的價值體系。眼下，不說其他地方了，即使在大學，在學術團體，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往往不是最有學術成就、最具獨立思想的人最受人尊敬，而是職務最高的人最受人尊敬，至少表面上如此。在這種導向下，熱衷於做官的人多，能守得住寂寞，關在小屋子裡做學問、從事精神創造活動的少。自然也就有一些本可成為大師的人因做了官或因終日想做官而成不了大師。

　　對照以上三點，應該說《意見》值得稱道的地方不少。解除學術桎梏，改變現行的考核體系，去除大學的行政化，充分發揮教授在學術活動中的主體作用，破格啟用奇纔、偏纔，這些都是在為大師的出現營造良好的環境。有了這樣的環境，也許還會三年五載十年二十年出不了大師。但大學這麼做了，就盡到了自己的責任。盡了責任，不扼殺可能變為大師的人，那就沒有罪過。(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