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後的廢墟，水泥板的一端壓著姐姐，另一端壓著弟弟。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如果你是母親，將如何抉擇？這是電影《唐山大地震》，留給人性的一個難題。當徐帆扮演的母親，無助而絕望地吐出『救弟弟』三字時，石板下的姐姐，也在黑暗中陷入了同樣的無助和絕望。23秒鍾的一場災難，帶來了一個家庭32年的生離死別。對他們三人來說，活下來只是這個故事的開始。

　　這注定是一道無解的難題。母親難以逃脫自責的負罪感，女兒也無法面對母親放棄自己的心靈創傷。這裡的無解，並不是故事的無解，而是人性的無解。人類如何纔能修復這種因災難或苦難帶來的人性扭曲？這是馮小剛拍攝《唐山大地震》時，一直在真正面對的難題。父親死了，眼睛永遠地閉上了；母親和女兒雖然活了，但內心的傷口卻一直張開著。人們在電影院中流下淚水，不僅是為這對母女，更因為災難對生命和人性的傷害與扭曲。

　　我是含著淚看完這部電影的，很多年沒有這種觀影體驗了。無論是對故事、畫面節奏的把握，還是對觀眾情緒的駕馭，馮小剛都顯示了他嫻熟的功力。對大地震的災難表現，馮小剛也處理得恰到好處，既形成了對故事發展的推動和壓力，也沒有過度的渲染。電影在意的是如何讓觀眾能設身處地走進角色的情感中，一旦與之呼應、合拍了，你自然會與角色一起深入到那復雜的人性世界中。人們流下的淚水，其實是對自己人性的一次淨化，流出的不過是那些遮蔽人性的雜質。

　　近百年來，中國有太多的苦難和災難，被遮蔽在人們的記憶之外。除了早年的《芙蓉鎮》等很少的幾部電影，人們幾乎已經遺忘了，該如何用電影來表達苦難對人性的傷害。苦難在公共話語中的失聲，使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與悲傷的能力。讓經歷苦難的人發出聲音，不僅是對那些受難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著將那些個體的苦難記憶，轉化成民眾可以用來自我教育的公共記憶。它其實也是民眾間尋求文化認同的一種方式。這種記憶對一個民族，是最為重要的精神財富。因為對歷史的苦難記憶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們提防這種苦難的再度發生。

　　假如一個社會對於苦難或災難的集體記憶是殘缺的，或稀有的，只會導致民眾對人性的麻木和精神的敗壞。因為他們極少感受苦難對人性的扭曲和傷害，只要條件許可，人人都可能變成苦難的施予者。從這個角度說，馮小剛的《唐山大地震》邁出了我們對於苦難記憶的第一步。盡管這一步走得非常小心和艱難，但仍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