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溫州市鹿城法院少年審判庭，記者看到有3塊獎牌特別引人注目：最高人民法院和團中央命名的全國優秀青少年維權崗、全國婦聯授予的維護婦女兒童權益貢獻獎、最高人民法院授予的集體一等功。這些榮譽都源於該院異地戶籍青少年幫教基地。10多年來，基地共接納幫教對象44人，其中完成幫教39人，正在幫教5人，無一例重新犯罪，無一人逃離基地。

　　在鹿城法院，記者見到幫教期剛滿的江西小伙趙福星。

　　2008年暑假，17歲的趙福星瞞著父母，和幾個同學來溫州玩，其間結識社會無業人員王某。帶的錢花完後，王某提議搶劫，並讓趙福星攔住被劫者。破案後，趙福星的行為構成搶劫共犯。

　　『在審案過程中，我們從趙福星的家人、學校等處了解到，他平時表現一直較好，犯案屬於懵懂無知或者衝動。』當時給趙福星判案的少年庭法官翁欣宇說，像這樣的孩子，如果直接判實刑，監獄的復雜環境容易導致他們『交叉感染』，不僅不利於改造和成長，甚至還可能導致其重新犯罪。

　　最終，趙福星被判1年零4個月，緩期1年零6個月執行。考慮到趙福星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鹿城法院在溫州為他找好幫教企業。2009年2月，趙福星被送入溫州火輪煙具制造有限公司接受幫教，在包裝部門做一名工人。

　　『剛進工廠時，我沒有同齡工友可以說話，感覺挺壓抑。後來，部門胡主任經常給我做思想工作，教我如何看待人生；法院的翁阿姨也經常來電話，甚至跑到公司來看我，讓我很感動。』在法院和企業幫教責任人的關愛和監督下，趙福星很快適應工作環境，去年還被企業評為『先進員工』。今年7月，趙福星一年半的幫教期滿，他對記者表示，想繼續留在廠裡工作。

　　『我們在選擇幫教對象時相當謹慎，除考慮法定情節和悔罪表現，還要考察他們犯罪前的學習情況、生活經歷和家庭背景。』鹿城法院少年庭庭長任峰告訴記者，對犯罪情節較輕、確有悔罪表現的青少年案犯，法院會判以緩刑或其他非監禁刑罰，然後送入幫教基地設點企業，安排適當崗位，實行同工同酬、24小時監督管理，促其轉化。

　　幫教基地是這些異鄉失足少年工作、學習、生活的地方，責任重大。選擇什麼樣的企業或單位，纔更有助於他們健康成長？

　　『我們通常選擇那些實力較強、風氣較正、領導責任心強、願意主動承擔幫教責任的企業，使幫教工作達到預期目的。』鹿城區法院院長周豐說。

　　在幫教基地名單中，記者看到大多是溫州本地有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如浙江泰力實業、溫州星際實業、溫州巨一集團等，其中星際實業已完成幫教9人，浙江泰力完成幫教8人，巨一集團完成幫教5人。

　　『幫教工作對企業本身來說沒有直接「好處」，這些願意合作的企業憑的都是一份難能可貴的社會責任感。』在企業和法院簽訂的幫教責任書中，企業要對幫教人員身份予以保密，並對其進行『促膝式教育』和『手把手的技術培訓』。

　　浙江華安安全設備有限公司從2007年起成為異地籍青少年的幫教基地，共幫教4名異地青少年，其中兩名正在幫教中。20歲的湖北小伙許定凡，2009年因故意傷害罪被送入這家企業幫教。

　　『小許就像一個普通工人一樣在這裡乾活，他的身份只有幾個人清楚，連車間主任都不知道。公司還專門成立由行政、人事和生產部門負責人組成的幫教小組。』華安公司行政部主任潘林聰介紹說，剛來企業那會兒，由於小許在羈押期間被理了光頭，我怕同事懷疑，吃中飯時特地讓他坐在我旁邊，同事以為是我介紹來的熟人，打消疑慮，給他營造一個寬松的環境。

　　現在，小許已經是生產部一名熟練裝配工，上月拿到的薪水近2000元。『公司管吃管住，對我很關心，生活過得挺好。』他高興地說。

　　鹿城法院在幫教失足青少年10多年的探索中，雖然取得可喜的成績，但也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

　　比如，法院是審判機關，緩刑等非監禁刑罰的執行，法律規定應當由公安機關承擔，因此法院的主導作用受到限制；另外，由於法院與公安機關、企業之間並無領導和隸屬關系，協調起來存在一定難度。

　　『幫教基地是好事，但從職能上講，幫教卻是法院和企業的「分外事」。所以10多年來，完成幫教的人數並不多。如果幫教工作由專門的職能部門承擔領導和協調職能，那就更好了。』鹿城法院少年庭庭長任峰這樣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