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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出一條歷史的縱向脈絡,可以發現中共黨史研究實際上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向記者如此概括這種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的黨史編纂思路突破了以往路線斗爭史的框框。建黨以來的黨史研究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建黨到新中國成立以前,二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束,三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在前兩個階段,黨史都是按照路線斗爭史的寫法進行的。
第一個時期所形成的最重要的黨史研究成果就是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乾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歷史決議》的主要內容就是總結大革命到抗戰勝利後黨的歷史經驗、大革命後期右的錯誤和土地革命前期左的錯誤,論述思路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如何與黨內犯左傾、右傾錯誤的路線進行抗爭。
『這個時期黨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一方面擁護和論證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一方面批判其他錯誤路線。』新中國成立初期,這種寫法依然繼續,並在『文革』達到極端,『那時的黨史完全被歪曲成了路線斗爭史』。
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2002年繼續修訂形成《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講民主革命時期、歷史上重大事件都與時俱進地做了很多重要的修訂,基本上破除了路線斗爭史的框框』。
事實上,對於中共黨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一些評價已經在悄然發生變化。
陳獨秀的功過是非
對於中共黨史研究繞不開的人物陳獨秀,195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評價他『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本新中國成立初期最權威的黨史書籍中,除了那句『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他成了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之外,幾乎找不到任何關於陳獨秀的正面或積極的評價。
『過去講到陳獨秀,就是把他看成右傾投降主義的代表。』石仲泉告訴記者。不過到了199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對於陳獨秀已經有了較為客觀的評價。『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由於陳獨秀是當時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該書寫道。而對於八七會議上關於陳獨秀的批評,該書給出了這樣的解釋:『當然,大革命失敗的責任不能只歸於陳獨秀個人,會上所作的批評也有不盡恰當的地方。』
再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陳獨秀已經恢復為一個正面人物了。『盡管大革命失敗他負有領導責任,但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是黨的一屆到五屆的領導人,這些功績是要肯定的,他是個正面人物,不是反面角色。功過都要掰開來看,不能一概否定。』石仲泉說。
至於在大革命後期陳獨秀所犯的右傾錯誤,在2008年紀念中共五大和八七會議召開8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石仲泉曾指出,這是黨內路線是非問題,不是革命與不革命問題。在黨內犯有所謂『路線錯誤』的不在少數,這不能構成什麼『罪名』。『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要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所以錯誤的責任不能由他一個人來承擔。』石仲泉告訴記者。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主任楊鳳城也談到,陳獨秀在國民大革命時代究竟應該負多大的責任,現在的研究表明主要責任在共產國際。
與陳獨秀相類似,很多的早期革命家,例如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在黨史研究中,也都獲得重新評價。
『中山艦事件』迷局
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也有了新的研究成果,楊鳳城說:『包括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國民革命、土地革命、解放戰爭,再到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文革」,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有新的觀點、新的進展,比過去的評價更客觀,資料更豐富、更可靠。』
楊鳳城特別向記者提到了學術界關於『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事件的新研究成果。『南陳北李』(南面的陳獨秀和北面的李大釗)的確是建黨的核心人物,但是後來的考證表明並沒有以前所說的兩個人在火車上共同商量,相約建黨的事情。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研究員任武雄在《黨史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20年2月16日(或稍遲一天),李大釗確實護送陳獨秀去了天津,但並非明確商討建立『共產黨』的問題。鑒於當時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合作情況,兩人很有可能是醞釀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建立新的革命組織——社會主義同盟。
類似的還有發生在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該事件一直被認為是蔣介石為破壞國共合作,奪取革命領導權,蓄意打擊和排斥中國共產黨而故意為之的政治事件。1951年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樣評價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在權力還不夠大的時候,就已經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組織了反共反蘇的「陰謀事變」(指中山艦事件),利用他自己所制造的借口打擊共產黨在軍隊中和國民黨領導機關中的地位』。
而在1991年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這一事件被描述為:『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聲稱「奉蔣校長的命令」,通知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速派有戰斗力的軍艦到黃埔聽候調遣。當李之龍派中山艦開到黃埔後,立刻謠言蜂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等等。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這裡只描述了歷史,並沒有刻意說明蔣介石蓄意發動中山艦事件。這一過程可以看到很多疑點:從歐陽鍾的『聲稱』到『謠言蜂起』,都可能最終導致中山艦事件的發生。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的研究,『中山艦事件』並非由蔣介石一手策劃,它的發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蔣介石當時並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所謂蔣介石下令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之說不能成立。蔣介石的日記表明,他當時聽到中山艦調動的消息,第一反應是懷疑共產黨和汪精衛要『乾掉他』或者『趕他』。鑒於當時國民黨內汪蔣的權力斗爭,蔣介石後來對於這一事件的處理很有可能是主要對付汪精衛,當然作為後果,同時也打擊了共產黨。
黨史研究『宜粗不宜細』
從只寫共產黨到兼及國民黨,從一味抹殺國民黨到給予其客觀的肯定,這在石仲泉看來是黨史研究的一大進步,『這說明黨史研究的視野更開闊了,不是很狹隘地只寫共產黨。』
具體來說,『我們過去對抗戰時期的正面戰場寫的比較少,這些年既講敵後戰場,也講正面戰場上國民黨的功績,對於正面戰場的幾次重要戰役都給予高度評價,例如稱忻口戰役為國共合作的經典范例,對國民黨赴緬遠征也出現越來越豐富的贊譽,對一些將領,如戴安瀾、張自忠,也都充分肯定。』石仲泉說。
有人將這種新的評價稱為『翻案』,石仲泉在2008年發表的《黨史研究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一文中談到對此事的態度:『在黨史研究領域,有沒有這樣的翻案文章可做呢?我以為是有的,而且還不少,但是這要看時間、地點、條件。歷史條件不成熟,有的翻案文章就不能做;但是,歷史條件成熟了,有的翻案文章就需要做。』
黨史研究與一般的學術研究不同,許多時候涉及政治定性。對一些歷史人物的重新評價乃至『翻案』,與確保黨史研究的政治正確之間如何協調?鄧小平曾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原則——宜粗不宜細。他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乾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談話中曾指出,『總的來說,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
『這是個很重要的原則。因為「文革」十年,要去細摳就沒完沒了,而且摳不清楚,一人一個說法,只有宜粗不宜細,纔能形成共識,團結起來向前看。』石仲泉說,『有的具體問題搞不清楚,即使搞清楚了也沒什麼意思,反而增加糾紛。當然,重大問題不能含糊,要明確、要清晰。大處清楚了,有的細節可以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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