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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正確性永遠在於它服務於其主體——全體公民。我說的是活生生的公民,他們有著人類所能產生的各種需求,其中有合法、合理、合德或皆不合者,服務的可選擇性尤其重要,它決定著正確性的含量。正確性亦須來源於服務各領域,比如基礎教育,服務基礎教育的原則是確保基礎教育的基礎性。
讀《中國語文教育史簡編》被拉入到一個教育的麥田圈,一個烏色幽默。當年,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在北師大講:『師大有兩大任務,大辦工廠,大辦學校。每一個班都可以辦一個工廠。』康生在北京農業大學講:『一個農業學校最低要掛五個牌子,一學校,二工廠,三農場,四研究所,五農林局。』探尋康生這些話語之根源,估計那時候是飢餓記憶籠罩了一個民族,因此政治選擇性被胃思維主宰著(作為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顯然是這個領域的高層長官),胃思維決定了基礎教育全面讓步於技術教育。在這種胃思維的推進中,康生繼續給教授級別標准予以量化:『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一千斤的只能當五級教授,二千斤的四級,三千斤的三級,四千斤的二級,五千斤的做一級教授。』
按照康生先生的邏輯,以其中央文教副組長的級別,他種的作物產量至少要達到一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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