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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鄧子慶
前不久,丹霞山申遺成功,中國的『申遺』熱情再一次高漲,杭州西湖、廈門鼓浪嶼、天山天池都『蠢蠢欲動』,動輒幾億的申遺成本,在諸多地區早已司空見慣。
目前,中國已擁有40處世界遺產,規模排名全球第三。這對於一個『申遺』起步較晚的國家來說,堪稱成績斐然。當然,這份成績單夾雜著太多的狂熱。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已有200多個項目有『申遺』意願,其中列入預備申報清單的項目有60多個。而根據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的新規定,一個國家每年最多只能申報一個項目(申報未必就成功)。很明顯,中國要完成所有項目的申報尚需上百年。不過,照現在的開發速度,百年之後,一些沒有成為『遺』的遺產或已經進名錄的『遺』,能不能『遺』下來,實在難說。如敦煌莫高窟『申遺』成功後,游客數量猛增,由此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過多和文物見光過度,許多壁畫出現變色剝落現象。短短幾十年間,莫高窟遭受的人為損壞超過了過去千餘年的自然侵蝕。
有人說,『我們沒有理由把祖先的遺產當商品對待,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傳承人類文明。』而在一些地方,遺產的文化價值盡管也被捧上天,但最終落腳點卻是經濟價值。如此『申遺』模式十分符合『投入-產出』的經濟模式。例如年財政收入剛過2億的新寧縣為『申遺』『豪賭』了4.5億。是為投入。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申遺』前每年門票收入不足1000萬,『申遺』成功六年後這一數字已經達到7300萬元。是為產出。各地正是在看到高回報之後,纔不計成本地高投入。
『申遺』的『投入-產出』模式說穿了就是把世界遺產視為『提款機』,當然,也不排除一些政績因素。如此依利益而行使得遺產不再凸顯文化價值,而僅僅是一個用來營利的商品,甚至哪天遺產有礙更好的獲利項目,遺產便被其他商品取而代之。顯然,在狂熱的申遺背後,湧動的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這種狂躁心理促使地方對遺產的利用,是完全功利化的。於是,問題就在於一些地方的利益觀是短視的盲目的狹隘的,使遺產陷入一個重開發輕保護的惡性循環中,這既嚴重損害遺產固有的文化精髓,有時連地方孜孜追求的經濟利益都難以保障。如武陵源風景區『申遺』成功後的短短幾年內,景區內冒出賓館、飯店、棚點等違規建築達30餘萬平方米。被世界自然遺產委員會『黃牌』警告後,景區為將違規建築物拆除,花費高達10億元人民幣,比已獲得的經濟收益高出數倍。
早在2006年,時任文化部部長的孫家正就坦陳,中國在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中確實存在著『重申報、輕管理,重開發、輕保護』的傾向,確實存在著某種『建設性破壞』和過度的開發。就在兩個月前,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亦在一次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上,表達出同樣的意思。幸好,為了加強對世遺的保護,世界遺產名錄設立了一個『黑名單』,也就是退出機制——如果哪處世界遺產因保護不力被破壞,那麼就很有可能進入『瀕危名錄』,甚至被除名。
如此一來,哪天某地一個舉全民之力好不容易『申遺』成功的遺產,因為保護不力而被除名,那曾經的『豪賭』誰來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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