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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中,《弟子規》比起《三字經》,《弟子規》的知名度和應用度恐怕都要略遜一籌。不過,自從問世以來,在現代學校教育普及以前,《弟子規》還是不少私塾先生選用的重要教材。它的特點就在於和《三字經》各有側重。假如說《三字經》偏重於知識,那麼,《弟子規》所偏重的則是規矩。這當然只是大概言之,我們可不能認為《三字經》就不講規矩、《弟子規》就不講知識了。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原本比《三字經》更被人淡忘的《弟子規》,近年來的影響越來越大,很多學校用它來教育孩子,也有很多單位,甚至還有不少的外資企業,用它來培訓員工。道理也很簡單:如今的孩子獲取知識的渠道很多,也很便利,社會和家長對這方面也很重視;然而,很多的孩子卻不知道什麼是應有的規矩,孩子了解規矩的渠道就不那麼多,也不那麼便利,社會和家長也未必很在意。如今,我們已經充分地意識到,知識和規矩的失衡,是孩子成長過程的大問題,事關孩子的前途和命運。於是,《弟子規》也就『熱』了起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本書原先並不叫《弟子規》,而是叫《訓蒙文》。一位名叫賈存仁(也有賈有仁的說法)的先生對《訓蒙文》加以修訂,並且將它改名為《弟子規》。可惜,我們對賈存仁先生知之甚少。
《訓蒙文》,也即《弟子規》前身的作者則是一位平凡普通的教書先生。他是山西絳州人,主要生活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間。我們對他的生平也並不很了解,所能知道的是他以八十三歲的高齡卒於乾隆年間。
這位教書先生名叫李毓秀,字子潛,號采三,一輩子以教書為生,沒有顯赫的科舉仕宦經歷,在當時算不上成功者。但是,他畢生鑽研《大學》、《中庸》等儒家典籍,創辦敦復齋,致力於教育講學。他不是一位冬烘先生,更不是魯迅先生筆下的將『郁郁乎文哉』讀成『都都平丈我』的混飯之輩,而是被尊稱為『李夫子』的。根據《弟子規》的注解者之一衛紹生先生的介紹,山西省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還藏有這位李夫子的《四書證偽》、《四書字類釋義》、《學庸發明》、《讀大學偶記》等著作。不過,李毓秀夫子終究還是因為《弟子規》纔被後人記住的,也因此,他的牌位得以被供奉進絳州先賢祠。
《弟子規》接續了明朝呂得勝的《小兒語》以及比父親呂得勝更為有名的兒子呂坤的《續小兒語》和《好人歌》。只不過呂氏父子的作品或四言、或五言、或六言,句子的長短參差不齊,易懂好記的程度也相差頗大。後起的《弟子規》則避免了這些缺憾。我們完全可以推斷,《弟子規》受到了早已流行的《三字經》的影響。它一經問世,就廣受歡迎,不是沒有道理的。推薦人/錢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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