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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會經濟活動中最積極的因素。在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人口因素都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人是社會財富最主要的創造者;另一方面,人又是社會財富的主要消費者,也正是人們的消費構成了社會的最終需求。從世界范圍和歷史變遷的雙重視角觀察,關於人口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有很多爭論,至今仍然莫衷一是。梳理關於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脈絡,大致有這麼幾個階段。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對於人口在經濟發展中角色的認識基本上是消極的,人口增長『危害論』佔據了主導地位,尤其強調所謂的『人口爆炸』對經濟發展可能造成很強的負面效果。時任世界銀行總裁的麥克納馬拉闡述人口與發展關系的觀點,可以說代表了當時的主流看法。他認為,人口增長對人類社會造成的消極影響,不亞於核子戰爭。同樣的論斷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得到體現。例如,1971年美國科學院發布了題為《人口快速的增長:後果和政策涵義》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人口增長的結果乏善可陳,而且列出了17條原因,解釋經濟欠發達國家可以從更小的人口規模中獲益。
這種思潮影響了當時許多國家的人口政策走向。據聯合國統計,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有127個國家的政府不同程度地支持計劃生育,涵蓋了當時世界人口的94%。
然而,片面認為人口增長會給經濟發展帶來消極影響的觀點,並不能完全解釋世界各國後來的經濟發展實踐。一些國家經濟迅速成長,而仍然有很多國家陷入貧困的泥沼不能自拔。但他們的人口特征卻很相似。由此,對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認識也開始發生轉變。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學家開始對悲觀的『危害論』提出異議。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經濟發展理論開始更加強調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而非物質資本)在經濟成長中的關鍵作用。人們也開始重新審視人口因素對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影響,因此產生了不同的結論。
同樣是美國科學院,也同樣是就人口數量和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發表的研究報告,15年之後的觀點已有明顯的差異。在題為《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政策問題》的研究報告中,美國科學院的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們指出:1.人口增長和人口規模對經濟發展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2.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既有直接聯系,也有間接聯系;3.以前認為由人口所引發的問題,實際上主要應該歸因於其他因素;4.人口因素的作用在於有時會使一些基本問題惡化,使其癥狀更早、更明顯地得到暴露。對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這種認識,實際上代表了人口增長『利弊論』的基本思想。
盡管對促進經濟增長因素的研究浩如煙海,對影響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也難以計數,但人們越來越達成共識的是,適宜的制度條件是確保經濟增長的基礎性因素。這也是為什麼制度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為大家所推崇的原因。有了這個基本的假設,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口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有關人口數量是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的爭論莫衷一是。但我們的確發現,現實世界中既有人口密度高、經濟發展好的國家,也有人口爆炸、陷入貧困陷阱難以自拔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要解釋中國在近幾十年中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首當其衝地應將其歸因於改革開放政策所帶來的以市場化為核心的制度環境,而不是人口數量的多寡。類似的是,印度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也恰恰是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經濟體制改革以後的事情。
有了經濟增長的適宜環境,人口就不再是負擔,而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寶貴的人力資源。人口因素就可以因此而轉化成人口紅利。經濟學家揭示了一條基本規律,就是在其他生產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某一種要素投入的增加所帶來的增加收益是逐漸遞減的。資本和勞動力是維持經濟增長最重要、最基本的兩類生產要素。如果經濟發展過程中僅僅有資本要素的積累,那麼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經濟發展速度會趨於下降。相反,如果經濟發展過程和人口紅利產生的過程吻合,則可以通過勞動力要素的積累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的時間,從而創造出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條件。亞洲四小龍之所以實現東亞奇跡,對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積累和有效利用是很重要的原因。這或許就是人口因素對經濟發展的貢獻。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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