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窯洞裡長大,上午上學下午放羊,直到高中纔看上電視……王義珠這樣描述自己的童年生活,『上大學後同學們談起兒時看的動畫片,我根本說不上話。』知識改變命運,借助父母用土豆和羊換成的學費,『小羊倌』王義珠終於在2005年變身『天之驕子』,走進原本遙不可及的天津大學。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個暑假,他並沒有像城裡孩子一樣休息或旅游,而是來到了鄰村一所民辦小學,當起30多個孩子的鄉村教師,經歷第一段社會實踐。
『小時候認識人少,而姑姑和爺爺都曾是鄉村教師,我覺得下地乾活外只有教書這個職業。』王義珠說,當鄰村民辦小學校長希望他給孩子們補補課時,他很快就答應了。至今王義珠還清楚地記得,當時一共來了30多個孩子,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有,他承擔起教他們英語和作文的任務。在那一個月裡,王義珠每天早晨要帶著乾糧跑上四裡多的山路,和同樣帶著乾糧趕來的孩子們一起上課,一天就是十多個小時,晚上回家後還要批改作文。
盡管是支教,但王義珠卻非常稱職。『你們無法想象孩子們最初寫的作文有多糟糕,我會盡量地鼓勵他們,有時候評語比文章還長。』當然,王義珠也會想一些懲罰措施。有一次,一篇作文沒有署名,只有簡單幾句話,很明顯是應付老師。王義珠找到這個孩子後,罰他出門跑上一圈再回來。恰好那天下著大霧,王義珠就讓他以霧為題重新寫了一篇作文。
第一次社會實踐讓王義珠牽掛上了農村孩子,更深刻地體會到『知識改變命運』的內涵。於是,大一之後的2006年暑假,王義珠又主動地來到這所小學,當起了義務教師。『第一次是高中同學和我一起完成了支教,2006年,我剛從西安外國語大學畢業的姐姐成了我的搭檔。』
連續兩年的義務支教經歷,令王義珠產生一個強烈的願望——讓更多的人了解他的家鄉。2007年暑假,他帶領天津大學實踐隊到達陝北,除了支教,還進行了題為《尋找國家政策與農村的契合點》的調研,了解到退耕還林政策在陝北地區的實施情況。
『有時候,國家政策很好,但到基層也會出現水土不服。』王義珠說,以退耕還林為例,當時政府給農民的承諾是,如果退耕給八年的糧食補助。『可能政府覺得八年足可讓樹木長大,讓農民從中得到收益,從而完成經濟來源的轉換。可實際上,由於當地氣候條件不好,再加上育林技術指導不到位、人為放羊啃食等因素,僅僅八年農民不可能從樹木中得到收益。到時候,國家補助沒了,樹也沒成材,農民很有可能重新種地,國家的苦心就白費了。』
為此,王義珠和他的同學不僅寫了實踐報告,而且試圖通過當地媒體和其他途徑,讓更多的人關注這個問題。『很幸運,這個政策在陝北做出了改變,國家補貼又延長了八年。』王義珠說,雖然無從證實他們的調查是否直接影響了當地政府決策,但願望實現了,本身就足以讓王義珠和他的實踐隊伍感到快樂。
2008年暑假,王義珠留在學校和老師一起做科研,沒能再次回到家鄉繼續支教調研。2009年,已確定保送研究生的他,再次帶著天大化工學院的暑期實踐隊回到家鄉。這次,他們給山裡的孩子送去了16臺電腦。『我曾為這些孩子過於簡單的目光擔懮,因此,當有人提出捐贈電腦給山村小學是浪費資源時,我並不同意。我只想讓孩子們知道,除了鉛筆、鋼筆,電腦也可以寫字!能讓他們多摸一摸,多知道一點點,值了。』
今年的暑假,王義珠沒有回家,而是和同學們去了河南。除調研當地化工企業人纔環保等方面的課題外,他們將目光聚焦在河南新鄉的留守兒童和『貧二代』上。『經過與後倉村留守兒童的接觸,我發現他們的普遍特征是孤僻、偏激,存在典型的敵對心理;悲痛、焦慮、懮郁,存在較為突出的心理問題;厭學、思維不集中、沒信心,存在較為嚴重的失學傾向……我們認為,留守兒童已不僅僅是教育問題,更是一個嚴酷的社會問題……來到後倉之前,我們根本沒有想到留守兒童問題如此嚴重。』
行以思之,思以行之……在一次次社會實踐中,王義珠感受到了責任,留下了百餘篇實踐日志。『我關注農村孩子不是矯情,而是感受到「起跑線」的巨大差距。我常想,當城市孩子在優越的環境下生活時,農村孩子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越跑越遠。』王義珠說,『我是在山溝裡長大的孩子,今天「母親」病了,我就得要讓她看到希望,讓更多的人來幫助她。』
『人生只有豐富了纔能精彩。』王義珠這樣告訴自己,每次暑期社會實踐的回途中,他都要用幾個關鍵詞給下學期定位,比如『樂觀、自信、勤奮』。對於責任,王義珠有著深刻的理解:『很多人拿起的只是手中的筆,卻扛不起一份肩上的責任。社會實踐告訴我們,你可以拿起筆記下自己的疑惑,也可以拿起筆寫下自己的差距,為的就是在不久的將來,扛起那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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