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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前後國共兩黨的一系列秘密接觸,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穿針引線1936年3月的一天,上海《申報》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條『尋人啟事』,啟事要求被尋者『伍豪』務必於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亞飯店與落款者一晤,共商要事。
『伍豪』是周恩來早年在白區工作時的化名。那麼,究竟是誰在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尋找周恩來呢?此人正是國民黨『中統』特務乾將張衝。自『尋人啟事』刊出後,他便派出特務在約定的地點晝夜蹲守,一守就是幾個月。
對此,中共中央經過嚴密偵察後慎重做出決定,派潘漢年處理此事。後幾經輾轉,潘、張衝終於實現了在香港會面。
爾後,雙方一同北上,先後到達上海、南京,多次洽談了合作事項,取得了一定的諒解。此時,『潘張會談』已經成為國共自10年內戰後多渠道、多層次秘密接觸中最為直接的高層渠道。潘漢年於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匯報了與張衝晤談的有關情況。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分別會見了潘漢年後認為,蔣介石雖無和平誠意,但並非『鐵板一塊』,主動尋求國共兩黨間的秘密接觸渠道即是一個鮮明的『訊號』。
兩天後,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根據形勢變化,毛澤東建議將中共『抗日反蔣』的總方針及時改為『逼蔣抗日』。
風雲突變1936年12月12日,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爆發。作為蔣介石隨行人員的張衝也一並被扣押於西安,國共雙方一時失去了聯絡。
此刻,南京國民黨內部已是亂作一團。情急之下,『第一夫人』宋美齡致電宋慶齡,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宋慶齡之後立即約見了潘漢年。在此緊迫形勢下,潘漢年及時溝通了國共雙方的聯絡,使宋子文、宋美齡得以先後飛赴西安。
在此基礎上,中共全權代表周恩來在西安巧妙斡旋矛盾各方,促成了宋子文等以及張、楊和中共的三方會談,達成了釋蔣抗日的初步協議。12月24日晚,蔣介石一見到周恩來,一股難言之情頓時湧上心頭:『恩來,你來了,你還是黃埔的好同志。我以領袖人格擔保,決不再打內戰,以後你可來南京與我談。』
化敵為友『西安事變』後,周恩來開始同國民黨正式談判。
在西安時,蔣介石本已親口向周恩來許下了聯共抗日的諾言,並邀周恩來赴南京談判。但在張學良送蔣被扣以後,蔣介石的諾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感到懷疑。於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澤東相繼發電指出:『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後,不為張學良第二。』因此,『恩來此時絕對不應離開西安』,『應該歡迎張衝到西安與恩來同志協商』。在此情況下,1937年2月9日,國共在西安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談。
西安會談起初較為順利,達成了部分協議。但到最後即將簽署時,蔣介石卻出爾反爾,指使談判代表推翻了協議。談判收效甚微,看來許多問題尚需與蔣直接談判纔能解決。在周恩來再三請求下,中共中央同意他前往國統區與蔣介石面談。
分久必合1937年3月下旬,周恩來、潘漢年在張衝的陪同下從西安飛抵上海後轉道杭州,再次與老對手在特殊的環境下進行了一場特殊的斗爭。
3月的西湖,以她的嫵媚多姿吸引著眾多的游客。而位於湖濱的『澄廬』別墅,也悄悄地迎來了蔣介石夫婦。在張衝的安排下,周恩來和潘漢年在煙霞洞這一秘密場所與蔣介石舉行會談。
落座之後,蔣介石心緒頗佳,顯得很爽快:『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西安事變後全國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緊接著,蔣介石話鋒一轉:『但你們要檢討過去的決定,不必談與國民黨合作,而是與我合作,永遠合作,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都好商量。』
憑著多年與蔣打交道的經驗,周恩來瞬間便洞悉了蔣介石的內心,明白他的真實意圖在於『領袖問題』。於是,周恩來開門見山,直入主題:『我們擁護委員長的原則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奮斗的立場上的,決不能容忍投降改編之誣蔑。如果委員長決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誠合作,決不謀取一黨之私利。』蔣介石聽了很高興。此時,周恩來抓住機遇果斷提出了中共的六項具體要求……此次秘密會晤,為國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史稱『西湖會談』。
禮尚往來3月27日,周恩來借著祝賀宋美齡生日之機,給蔣介石帶去一個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員長,我們已收到共產國際的電報,蘇聯內務部已查到蔣經國先生的下落,並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國。』
父子分離許久的蔣介石忽聞此訊,驚喜交加,動了真情,他感激地說:『恩來,你是中共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關於釋放政治犯的問題請你們先開一張名單過來,查實後分批釋放。』
或許是出於禮尚往來,一直陪伴蔣介石在西湖會談的宋美齡,主動到中共代表的下榻處拜訪,感謝周恩來和潘漢年『西安事變』時曾經給予她的幫助,並對中共的光明磊落和周、潘的纔華風度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斯人已去,黃鶴不返。70年後的今天,當年參與其事者均已故去,然而,這次發生在『西安事變』之後的『西湖秘談』並未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被歷史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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