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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文學的審美屬性與商品屬性是個復雜的學術問題。約一個半世紀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科學而系統地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的問題。這是因為: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驅動,資本家同樣把藝術家變成了僱傭勞動者,把藝術品變成了商品,使文藝創作這種高雅的精神勞動蛻變為謀生手段,從而使藝術淪為喪失創造精神、自由天性和審美屬性的商品交易的附庸,由於拜金主義的侵染,助長了虛華媚俗之風,導致了藝術的量的生產大大超越了質的追求,從而損害了藝術的價值和品位。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藝術本身所固有的既古老又新鮮的內在矛盾又以富有時代感的形態表現出來。這裡包含著一系列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關系:從文藝創作和文藝欣賞的關系看:比較注重通過文藝欣賞,強調文藝的社會歷史價值、人文價值和審美價值;而從藝術生產和藝術消費的關系看,比較注重通過強化藝術的愉悅和消遣功能,追求消費指數,攫取更多的經濟效益和文化利益;從文學的審美屬性和商品屬性的關系看;文學既有審美屬性,又有商品屬性。只承認審美屬性,否定商品屬性,或只承認商品屬性而否定審美屬性都是偏頗的,也是行不通的;從文藝的功利屬性和文藝的審美屬性的關系看:只力倡文藝的審美屬性,或忽視文藝的功利屬性,都是不妥當的;從主張文藝的純審美、非功利跳到文藝非審美、超功利的極端,都是違反藝術的辯證法的;從思想導向和市場導向的關系看:藝術的生產和消費實際上是被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操縱、支配和擺布著。正因為如此,確立和強化正確的思想指導,以調控和引領市場選擇的方向是必要的,對獲得思想品位和市場份額的雙贏是大有助益的;從文學的社會效益和文學的經濟效益的關系看:不考慮社會效益的經濟效益,或輕薄經濟效益的社會效益,都是不健全和不完整的,只有在堅持以文學的社會效益為主導的基礎上,爭取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纔是正途;從文化軟實力和精神提昇力的關系看: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文化競爭愈演愈烈。各個國家都非常自覺地積極地通過市場機制參與分割文化利益的角逐,都把文學藝術作為一種特殊的產業推向市場,以便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的重要舉措。這是必須堅持和發展的文化政策。然而,發展文化軟實力理應同提昇一個民族的大眾和公民的精神境界、思想文化素質和倫理道德情操盡可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拒斥發展文化軟實力,培育精神提昇力,或忽視強化和優化人們的精神提昇力,自覺不自覺地把文藝創作或藝術生產當做聚斂財富的最高目的和終極目標,都是值得警惕的。
上述所列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一的文化結構,歸根結底,表現為提振文化精神和追求文化利益之間的辯證關系問題。處理好提振文化精神和追求文化利益之間的辯證關系,對確保和促進文藝的大繁榮,提昇人民的精神力和發展文化的軟實力,都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提振文化精神和追求文化利益的辯證關系往往表現出三種形態:一是比較理想的融合形態:有的創作和作品既能攫取可觀的文化利益,更有利於提振民族和大眾的文化精神,使兩者實現比較完美的融合;二是傾斜形態:在不損害培育、提振和弘揚文化精神的前提下,適度地向追求文化利益傾斜,或在不影響文化利益的情況下,適度地向培育、提振和弘揚文化精神傾斜,都是允許的;三是極端形態:即或根本不考慮文化利益,只強調表現文化精神,或以犧牲展示文化精神為代價,片面地把文學藝術蛻變為斂財和賺錢的工具。面對上述幾種形態,似應采取相應的合理有效的政策:鼓勵理想的融合形態;允許適度的傾斜形態,防止和克服絕對化和片面性的極端形態。
從時下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一切文化產品所追求的宏偉預期目標和核心價值取向來看,必須彰顯和提振文學的文化精神。
提振文化精神首先要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求生存、謀發展、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直綿延流變,無論是戰爭年代的救亡圖存,還是和平時期的建設發展,都表現出蓬勃的生機。這種自強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越來越成為強化和優化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思想源泉,成為增強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保障。
提振文化精神的終極目的是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在精神生產領域,必須防止和克服利益原則和快樂原則的不良影響。人們的行為受價值規律和利益原則影響。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產業,不考慮利益原則是不對的。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中指出,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一旦離開利益必然會出丑的,利益原則是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的制導機制。他們認為:『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黨的斷頭臺,拿破侖的劍,以及教會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但利益原則同樣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助於增加財富性積累,同時也具有一定的腐蝕作用。一方面我們應當在重視提振文學的文化精神的基礎上,獲得豐盈的利益和創造可觀的財富。另一方面也要強調遵循非潛在的公開合理的規則,利用正常的手段,獲得正當的利益。仍然應當堅守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從總體、全局和普遍的意義上說,還是需要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
泛娛樂化的快樂原則不利於提振文學的文化精神。時代的變化,特別是城鎮文化的發展,使文化的結構和生態更加開放和多元,文學創作應當滿足大眾的多方面、多層次、多種類、多樣式的文化需求。由於歷史機緣的觸發和召喚,癡迷文學的觀賞性,推介文學的休閑性、娛樂性、觀賞性的同時,也催發了一些只圖感官刺激,陷於混同流俗,墜入低俗、庸俗、鄙俗、媚俗的迷境。時尚的華麗和草根的質朴各有自身的娛樂方式和游戲方式。即便是斥資過億的國產大片,盡管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尚未取得具有經典意義的標志性精品,有的內容空洞浮泛,思想內涵淺薄,或只專擅於形式探索,利用科技手段,炫耀聲色圖像的感官效果,缺乏陽剛和壯美,沒有充分表現出先進的崇高的文化精神,缺乏史詩般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應當自覺地克服和防止利益至上和娛樂至上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不要把片面追求收視率、票房價值和經濟效益作為衡量作品質量的重要標志。必須清醒地看到,利益原則和快樂原則的聯袂合謀,正在不同程度地衝淡和消解著文學中的文化精神。而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推波助瀾,可能導致拜金主義的泛濫成災。
文學要倡導追求和諧的文化批判精神。可資借鑒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文化批判理論並沒有在本土化的過程中生根,產生持續深遠的影響。中國的以『天人合一』為旨趣的『和合文化』彰顯著人生的智慧和玄機,但缺少思想力量和批判精神。沒有思想力量的批判精神是不利於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從國際到國內的生活空間中充滿著各種矛盾,有的還相當重大、冷峻和嚴酷。只有正視和解決社會和民生中的各種矛盾,纔能達到真正的和諧,纔能逐步趨於理想的和諧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和諧既是現實運動,又是一個克服矛盾,不斷臻於完善的深刻的漫長的歷史過程。提振文學中的文化精神,對針砭現實生活中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侵犯人的權利、財富和尊嚴的丑惡現象,抨擊貪污腐敗的齷齪現象,促進社會和諧是頗有助益的。提振文學中的文化精神,對改變現實生活中彌漫著的虛假和浮躁的人氣和世風,有利於從輿論上重塑健全的社會機體。
文學要崇尚敬美向善的倫理道德精神。倫理道德精神是體現文化精神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中國古人強調君子應重於義輕於利,無疑是有片面性的。但也不能反其意而用之。當代中國富有良知的人文知識分子絕不應當擯棄忠義,見錢眼開,唯利是圖。應當抵制把具有審美自律和相對自主性的文場變成追名逐利的商場。應當鮮明地堅決有效地反對拜金主義對文壇和文人的腐蝕和污染。應當凸顯自身的人格魅力,確立先進的思想信仰和價值訴求,並能夠正確地面對金錢、榮譽、掌聲、鮮花、美色、權力的誘惑。文藝工作者作為文化人的文化義務是文化人培育文化人的事業,通過文藝創作和文藝活動,以提昇中華民族和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素養和倫理道德情操為神聖的天職。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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