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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古今中外,人類醫學發展史一而貫之體現著:人類醫學的本質特性,是人文關懷;其根本宗旨,是促進和維護人類的身心健康和生命活力。
醫學科學的目的與人文精神的旨歸,是完全一致的。正如英國科學史專家斯蒂芬博士所言:『醫學是人道思想最早產生的領域。』最初的醫學,既不是謀生的手段,也不是專門的職業,而是一種人性天良的自然體現,是一種人文關懷的自然行為。治病救人是布施仁愛於他人的理想途徑。神農嘗百草,創醫藥,旨在憐愛部落的子民,救護病弱的生命。扁鵲施針虢太子,起死回生;望診齊桓公,催治已病,旨在預防病入膏肓。世界上第一家醫院,是大羅馬時期的一位慈善家,為護理貧病交加的患者,變賣自己的家產而創辦的。三國時期的東吳名醫董奉心懷慈悲,對貧苦病人精心診治,關懷備至,為人治病既不收費,也不受禮,更不吃請,只要求被診治者在其門前空地上栽一棵杏樹以作紀念,數載之後,杏樹蔚然成林,獨成一景。由此以來,『杏林』就成了象征醫學人文關懷的千古佳話,也成為對醫家精湛醫術和高尚醫德尊崇的崇敬與贊許!
在中國古代,醫學被稱為『仁術』,醫生被贊譽為『仁愛之士』。一方面將仁愛之心作為醫者應具備的應有品格,如晉代楊泉的《物理論》說:『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在崇尚仁政的中國古代社會,良相、良醫具有同樣的良善意義,良相可造福一國,良醫能造福一方,所以宋代名相范仲淹曾發誓『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另一方面,隨著佛教的傳入,那種『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撥一切眾生苦』(《大智度論》)的誓願,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慈悲之心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美德的重要部分,也成為中國醫學道德的支柱之一。唐代名醫、中華藥王孫思邈,在其名篇《大醫精誠》中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要求醫生要以慈悲為懷,一心赴救,不務名利,盡心盡力救治病人等。
在古代西方,被尊為『醫學之父』的古希臘名醫、歐洲醫學奠基人希波克拉底,在2400多年前就特別強調醫學的職業情操和人文關懷。他在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指出:『我願盡餘之能力及判斷力所及,遵守為病家謀利益之信條,並檢束一切墮落及害人行為。……倘若我嚴守上述誓言時,請求神賜予我生命與醫術無上光榮,我苟違誓,天地鬼神共殛之。』1948年世界醫學會在希氏誓言基礎上,制定了《日內瓦宣言》,作為醫生的道德規范,其中特別強調:『我莊嚴宣誓為服務於人類而獻身!』『我在行醫中一定要保持端莊和良心。』『我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對於人的生命,自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度的尊重!』
為了反映一些新的情況,1988年美國醫學倫理學家E.D.彼萊格理諸和D.C.托馬斯在《為了病人的利益》一書中,根據醫學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提出了『一個醫生所諾的促進病人利益的義務』,即所謂的『後希波克拉底誓言』,也特別強調:『我保證把病人多方面的利益,作為我的專業倫理的第一原則!』
無論中國還是世界,無論遠古還是當今,無論中醫還是西醫,也無論和平年代還是戰爭時期,凡是正常的人,無不敬畏生命,珍惜健康,渴望關懷;凡是合格的醫者,無不尊重生命,崇尚健康,關愛病人。醫學的本質特性是人文關懷,人文關懷是一切為醫的首要前提,人文精神是良醫行事的天然良知和道德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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