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老路再次見面居然是在醫院的重癥病房。他問我：『你還在報社？』我問他：『你還在開發區？』老路說：『早不在了，這都多少年沒見了。』太多年了。直到聽說他媽媽住院了，我心神不寧地趕來。這樣的見面竟相隔了十幾年。

　　老路是我中學時期的朋友，我們一起辦過文學社，當年跟地下黨似的，晚上去找他，偷偷用他媽媽單位的復印機印我們的手寫文學小報。時不時沒墨粉了，我們就要把那臺破機器差不多拆了再組裝。每次他拿著一沓熱乎乎的復印紙問我：『夠了吧這些？』我則說：『再饒幾張白紙！』當年覺得，老路的媽媽就是我們的靠山。有一天，出來晚了，自行車丟了。我急得都快哭了，老路則說：『沒事，咱的文學刊物沒丟就行！』境界太高了，敢情丟的不是他的自行車。

　　我們的年少時代，就在那從復印機裡一次次晃過的刺眼光芒中過去了。畢業那年，我們輪流挨家串，到老路家，他媽媽炒的一盤香菇油菜特別好吃，盤子見底兒後，阿姨看著我問：『還吃嗎？』我當即就說：『還吃！還吃！』阿姨立刻放下飯碗去廚房又炒了一份。那是我最後一次去老路家。

　　隨後的歲月，我們像散沙一樣，各忙各的，生活工作，偶爾在過年的時候打個問候電話。我們在同一個城市、很近的居所，失散了。

　　直到前幾天，一個看望病人的同學在樓道裡遇見老路，纔知道他媽媽病了，老路在這個病房裡陪伴了兩個月，寸步不離。我到的時候阿姨費力地睜開眼，立刻說出了我的名字。我說：『我還記得您做的香菇油菜呢，我吃了兩盤。』阿姨說：『我不會做，都是瞎炒。』然後疲憊地閉上眼睛，再睜開的時候問：『你父母還好嗎？』我笑著點點頭，『您也沒事，過幾天就回家了。』阿姨點了一下頭。我那天說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話。

　　樓道裡，老路說已經把房子抵押，貸款全交醫院了，很多人勸他不要一根筋，自己還有孩子有老婆要養活，可他說：『這是我媽，我不這麼做不心安。』樓道很暗，他靠在牆上，我別過頭使勁眨麼眼，好把從心裡湧上來的眼淚掃乾淨。

　　人到中年了，我們忽然來到了懸崖邊，不得不目睹父母的生老病死。那樣的分別，如同電影裡演的，我們費力地抓住他們使勁伸出的手，大聲喊『堅持住』，可是，我們的聲音是那麼脆弱，手裡的手在向下不停滑落，我們始終無法攥住這注定的分離。眼睜睜看著養育我們長大的父母從眼前消失，空氣裡只剩下我們空洞揮舞的手臂。

　　我們都知道這是結局，但誰會有足夠的從容，讓生命與生命去完成這樣一場相送？

　　我經常在熟悉的場景裡措不及防地想起父親，他愛吃的飯館，他常去的地方。直到父親走了很久，直到我終於可以從想念的悲傷中跋涉出來，纔發現，在長長的一生裡，我們卻是那麼陌生。甚至成年之後的唯一一次擁抱，竟是久久地趴伏在他已經冰冷的身體旁。不再有溫度的告別，是那麼決絕。

　　我放棄了很多異地工作的機會，始終陪伴在父母身邊，只為這一世的相遇。能在一起，是那麼溫暖。盡孝，是世上抗拒這冰冷遺憾的唯一方式。

　　王小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