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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圈習慣以『大環境腐敗』的假設開脫自己,這本身就是學術腐敗的證明。即便全社會都腐敗了,學術圈也沒有腐敗的理由,因為誠實是學術的前提,是學術成為職業的前提。
在獲知方舟子被襲的第一時間,就本能地懷疑過肖傳國。原因很簡單,就因為他是所謂的『教授』!就因為他混跡於所謂的『學術圈』!
我得說,我為我的直覺的應驗感到羞愧。方舟子『得罪』了那麼多人,有長袖善舞的超級經理人,有閱人無數的江湖郎中,更有集各種資源於一身的企業巨頭,但是以語言之外的方式對對手進行反擊的卻只有這個貌似斯文的教授先生,不惜訴諸身體暴力的只有這個理應文質彬彬的學界中人!
在肖傳國看來,導致他院士落選的不是其學術造假本身,而是方舟子對學術造假的揭露。換言之,如果沒有方舟子這個體制外的人物在那裡大掄板斧,他的學術造假或許根本不可能被體制所發現。學術潛規則的運行,已成功地形成了一整套清除學術『告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本來是自己在造假,卻遷怒於他人的告發,肖傳國已完全喪失了道德自省的能力。這裡不想只停留在對個人道德進行裁決的層次,道德的討論固然重要,但不應把背後的問題掩蓋起來。事實上,道德自省力的喪失,乃是學術圈的流行病,它暴露了宰制學術生產的一種結構性關系,即學術生產越來越取決於學術環境的外部性,而不是學術本身。
以人文學界而論,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除了真正為學術研究寫作的少數學人之外,不少人都在麻將桌上過日子。促使他們走到麻將桌前的是這樣一種共識:與學術刊物或各種基金委有關系的人,不必努力,論文也會照發,基金也會照拿;沒有關系的人,你做得再多,在既不能發表又無助於申請基金的意義上也是白搭。
在這樣的學界共識下,一個人如果得不到基金,或評不上院士,他自然不會從自身的方向上找原因。他只能斷定:要麼關系還不夠硬,要麼有人從中作梗。當肖傳國得知是方舟子在那裡『作梗』,焉有不清除的道理?『清除行為』體現的是學術潛規則賴以運轉的自我修復能力。遺憾的是,這次『清除行為』的對象是學術圈之外的人,類似禁發論文、禁評基金的學術懲罰方式對他並不適用,所以纔不得不動用了黑社會的資源。
學術界與黑社會,這種勾結是事件性的,還是結構性的?它們的關系是偶然的,還是互為隱喻的?這恐怕是肖傳國事件留給我們的回避不了的思考。(畢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