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銀梅
鏡頭慢下來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
鏡頭裡，有人讓老人毛銀梅進屋拿個杯子，她卻聽成了被子，嘟囔著『拿不動啊』，緩緩起身到臥室抱起了被子。這個喜歡背著手遛彎的老人，會去房子邊的溝渠掏樹葉，會摘下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滿室清香。
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送來賀卡，可毛銀梅拿著賀卡卻認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賀卡拿反了。
那段『歷史』的痕跡只在不經意間流露。來了客人，『歡迎光臨』『請進』『請坐』……一個接一個的日語單詞從毛銀梅嘴裡蹦出來。
毛銀梅還會唱朝鮮民歌《阿裡郎》和《桔梗謠》，但她對著鏡頭說，當初離開韓國時的情景記不太清了。她只記得分別是在火車站，戰爭年代，一切都是亂哄哄的，母親在火車上，她在月臺上跑啊跑，可怎麼也追不上。有人從火車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衝過去撿起來大口大口地吃。
『都過去了，不說了，不說了。』這個90多歲的老人哭了。
郭柯發現，當鏡頭慢下來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他去尋訪這些慰安婦老人時，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幾乎每次到了村子後，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為何而來，能准確無誤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采訪時『刀槍不入』的林愛蘭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話題一轉到親人，林愛蘭就開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緊緊抓著那個粉色塑料椅子，哽咽著告訴攝制組，當年，她的母親被日本人抓住，被綁起來，然後扔進了河裡。很快，還未滿20歲的林愛蘭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進了慰安所。
越來越慢的鏡頭裡，老人向郭柯展示著自己最難以示人的那段歷史。
郭柯說，作為一名合格的導演，那個時候其實他應該高興，畢竟『終於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實際上，那一刻的他很難受，他覺得自己離這些老人已經很近很近了，聽她們講那些傷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經歷了一樣。
李愛連已經徹底不把攝制組當外人了，老人午睡時會邀請組裡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給攝制組炸饅頭片。
毛銀梅院裡盛開的梔子花味道清新，攝制組的人也很喜歡。老人從樹上摘下大大一把，挨個分給攝制組的成員，有攝影師扛著機器騰不開手，老人就拍拍對方的身子，讓壯漢微微蹲下。毛銀梅踮起腳，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然後站在一邊，『嘿嘿』笑。
毛銀梅老人和攝制組在一起
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苦水往回倒，那纔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從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團隊乘飛機、火車和汽車，和22個老人都見了面。或長或短的拍攝過程中，他發現，老人身上的共同點很多，比如平靜、善良和樂觀，以及面對鏡頭的習以為常。
出發前他想過如何在不傷害老人的前提下提問並完成拍攝。但事實上，當機器出現時，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裡冒出來的是『我不原諒日本人，我要他們認錯』。那些長槍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攝後期，李愛連告訴郭柯，以前來采訪的記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沒有講實話』。
『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孫，我怎麼說得出口。』老人說。
出發以前，郭柯還上網搜索過慰安婦的相關資料。可當他點開搜索頁面，出現的全是一個形象——仰拍的一張正哭泣著的蒼老的臉，照片說明字裡行間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這種形象綁架，像復讀機一樣，對著不同媒體說著同樣的、『記者想要的料』。
『其實她們的生活早已歸於平靜，如果遠遠地看，她們的生活會每天都帶著恨嗎？』郭柯覺得，『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這些歷史，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斷地在對老人進行二次傷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攝慰安婦不就是該讓老人提那些過去嗎。可幾個月近距離的拍攝，讓他發現，老人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
在海南的拍攝過程裡，攝制組遇到了日本志願者米田麻衣。她是個在海南師范大學求學的日本姑娘，因為被慰安婦老人的故事所震動，時不時探望老人，為老人購置藥品和營養品。
曾經有一次，米田麻衣拿著一位日本軍人的照片給一位慰安婦老人看，她以為老人會生氣，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沒了啊。』
米田麻衣對著郭柯的鏡頭留下了眼淚，『她們心裡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這個日本姑娘說，『如果我經歷了這些事情，可能我會恨死那些人，會恨一輩子，甚至可能自殺。』
郭柯懂老人的選擇。韋紹蘭1944年被日軍擄走，送至馬嶺慰安所。3個月後，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來，卻發現噩夢並未結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卻說她『到外面去學壞』。婆婆和鄰居都勸丈夫想開一點。丈夫還是過不了這坎兒，躲著她一個人跑到山後去砍柴。
她喝藥自殺，被救回來。那時，她發現自己懷孕了。
老人說，那時候『淚都是往心裡流的。』
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開始學會了認命，他沒上過學、一生未娶，談了6個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裡人也不會同意。36歲的時候，他決定看一輩子牛。從小到大，就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日本人』，這三個字，『背了這一輩子，壞了這一輩子』。
如今，這個『日本人』已經70多歲了，他還記得同母異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關在家裡，叫囂著『我要買凶殺了你這個日本人』。他說，自己對未來沒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時候，『能有哪個人來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連個端水的人都沒有，我就喝農藥死掉。』他說。
郭柯很觸動。他很清楚，這些老人只有把這些苦痛壓到心裡最深處，纔可以繼續生活。這些苦水往回倒，纔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鏡頭裡的李愛連總是笑，對孫兒笑，對郭柯笑，對野貓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戰勝利後，她從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訴她：『從今往後，我們該怎麼過就怎麼過，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好幾十年了。老人一直把這段經歷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間團體上門拜訪，李愛連每次都擺擺手，說自己怕給子女丟人，什麼也不會講，『讓他們走吧』。兒媳勸她，『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錯。』
毛銀梅已經記不得韓國家鄉的事兒了，她不願意回國，『都沒親人了』。她說，從慰安所出來以後，自己就不用韓國名字朴車順了，她開始叫『毛銀梅』。『因為毛主席好，沒有毛主席，就沒有現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個姓。』
後來，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從未嫌棄過毛銀梅慰安婦的身份，和她恩愛幾十年。老人說，丈夫最愛的，莫過於那白色的梅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