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
如果說還有什麼能撥動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親人。這些經歷過傷痛、戰亂、飢荒的老人在晚年輕而易舉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攝制組的志願者龍慶全程跟拍，作為團隊裡的『長輩』，她既是郭柯中學時代的英語老師，也代表攝制組和老人及家人溝通。她和一位慰安婦老人溝通拍攝訴求，對方告訴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攝。原因很簡單，『如果我說了，我擔心我的子女不再贍養我了』。
還有老人跟龍慶哭訴，每次好心人來看她給了錢，總是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了。龍慶著急，她要替愛心人士給老人捐款。想來想去，她把錢塞進了老人的羽絨服裡，這個口袋放一點，那個口袋裝一些，可是塞著塞著她又想，老人年紀大了，怎麼記得住錢在哪裡。
志願者龍慶停下雙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婦老人，初次見到龍慶時正嚼著檳榔，嘴裡紅紅的，在一間破屋裡臥床不起。龍慶等人為老人買了一把輪椅，老人坐上輪椅後出了小屋，旁邊是兒子住的兩層小洋樓，兒子默默地看著龍慶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裡轉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龍慶想回去了，可老人說，『再轉轉，再轉轉吧。』
郭柯覺得，這一切就像一個圓，身處圓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靜度日，圓心之外的親人、鄰居甚至是大眾卻在源源不斷地向老人投射傷害。
毛銀梅把慰安婦的身份瞞了五十餘年，甚至連她的養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紀90年代，突如其來的記者纔讓養女了解了母親的這層身份。
『社會上很多人叫嚷著日本必須認錯、慰安婦好可憐等等，實際卻對老人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郭柯很氣憤，他認為這些人要麼把老人當成了『歷史證據』，要麼就是站在高處的同情憐憫，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真正敞開懷抱去接納這些老人』。
『走不出這段歷史的，不是這些老人，是我們自己。』他平靜地說。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來拍攝，很多時候老人開始哭泣，他的鏡頭就拉遠，飛到了天上和窗外，雲靜靜地飄過，雨嘩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鏡頭和遠景讓這部片子變得『一點兒也不好看』。因為想一個不落兒地呈現22個老人，這部電影甚至被一些學院派批評『沒有故事』『沒有層次』『沒有起承轉合』。
這也許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電影。在95分鍾時長的片子裡，22位主角輪番登場，沒有時間軸，鏡頭遠遠的，只來得及『深情地凝視一眼』。
從拍攝結束到現在，3年過去了。這期間，郭柯數不清自己經歷了多少質疑。有投資人撤資，有發行方打退堂鼓，還有業界紛至沓來的批評。
一次，在一場傳媒公司舉辦的小型看片會上，業內的編劇評價《二十二》：『從藝術創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紀錄片，也需要矛盾和衝突，也需要有情節。』
他們的意見，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龍慶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發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來，替自己的學生郭柯鳴不平。那些矛盾、衝突，其實都有。
在李愛連家拍攝時，某天，一場大雨突如其來，老人倚坐在炕上發呆。攝制組當即決定，人員清場，只留下攝像師和龍慶。攝制組決定試試看老人是否願意開口。許久，老人小聲問龍慶，門都關好了嗎？
得到肯定的答復後，李愛連一邊哭，一邊說起了當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後，餓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後扔給她一堆大蔥，那年只有18歲的她接過來連吃了8根，吃到後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卻沒停。
後來，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開始哭泣，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凌辱她的40多歲的日本人。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耳機裡傳來郭柯的聲音，『龍老師，可以了，停下吧。』
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裡。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郭柯說，自己很倔，在市場面前，他也曾自我懷疑過，但從沒想過低頭。
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紀錄片四處碰壁的那段日子裡，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龍慶說，大不了片子就作為資料片保存下來，30年後一定有它的價值。
其實，剪片子時，郭柯也有過掙紮。他那些『導演的臭毛病』時不時冒出來，讓他糾結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節、有節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裡沒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輯師廖慶松，對方問他『你為什麼要遷就觀眾？』
『你拍這個片子是為了什麼？故事性嗎？』
『你為什麼要剪得有節奏感？她們的生活是有節奏的嗎？』
郭柯覺得自己醒了，他決定徹底放棄歷史畫面和解說詞，『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剪輯團隊翻來覆去啃完十多個硬盤，成片最終比粗剪版少了3分鍾，卻多了郭柯曾經想都不敢想的內容。比如，一個固定的鏡頭竟然放了一分鍾，沒有任何節奏可言。按過去，鏡頭對准5秒鍾後，這個年輕的80後導演就打算切走了，『該考慮觀眾是不是煩了，該切個近景什麼的』。
可是這次，郭柯突然覺得，『人的心靈沒有節奏，就這樣放著，讓觀眾自己去體會吧。』
剪輯片子的幾個月裡，他發現自己能慢慢聽懂廣西話了。那個說著『眼淚都往心裡流了』的韋紹蘭在鏡頭前不止一次地說過，『世界真好』。
老人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在殘破的土房子裡，老人收到了攝制組送給她的毛絨玩具。那是一只紅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屬猴。收到禮物的那天，老人一個勁兒地撥弄著小猴子的尾巴，笑著說『真好玩』。
快走了，龍慶擔心老人會不捨得，可瘦小的韋紹蘭只是站出來目送他們遠去，表情『非常平靜』。她還給郭柯發了4個包著100元錢的紅包，『過年了，你拿著這個回去給媽媽買點糖果吃。』年關將至，拍攝結束後的每年臘月，郭柯和攝制組的代表都會來探望老人。
拍攝林愛蘭時，曾發生了一件小插曲。當過紅色娘子軍的老人非常重視政府發給自己的獎章。一天，她告訴攝制組，自己的獎章被一個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著急的樣子讓龍慶十分不忍，龍慶匆匆為老人尋獎章。
可是阿憨否認自己偷盜。第二天，攝制組幫老人打掃衛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屍體裡找到了丟失的獎章。老人笑了，『就像個少女一樣，特別羞澀，特別不好意思』。
和獎章一起被發現的，還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幾號，龍慶笑了，她跟老人說，這美元是假的。林愛蘭又笑了，臉窩深陷，還躲著鏡頭。一旁的龍慶覺得老人『內心其實也很柔軟啊』。
獎章的故事代替對戰爭的回憶，和喂養野貓的故事一道擠進了這部95分鍾的紀錄片。郭柯說，自從2012年開始拍攝《三十二》以來，從來都不是自己在幫助慰安婦，而是老人在幫助自己這個毛頭小伙成長。他越來越清楚，『自己該乾什麼了』。
也許有一天，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
郭柯眼中該做的事，就是讓《二十二》走進院線，讓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看到。
他跑了一整年的電影節。他太窮了，總是讓電影節主辦方把返程票訂到下一個電影節舉辦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兒，片子獲得2015年釜山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在電影節現場，郭柯說：『謝謝你們的包容。』
俄羅斯著名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評價《二十二》：『是一部很溫暖的電影。』2016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將組委會『特別推薦獎』頒給了它，可是，這部片子在當時還是離上映遙遙無期。
一年過去，郭柯已經把能報名的電影節報了個遍，滿打滿算有好幾十個。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可他還想再為電影做點什麼。他還記得，在一個國際影展上，一位日本記者攜全家觀看了這部片子，他告訴郭柯：『謝謝你拍了這樣的片子，沒有一味指責日本，能讓我們自己去回想，想想這些老人當年都發生了什麼。』
郭柯希望，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會尷尬的片子。『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責備、指責、說教，你讓人看啥？』他還是那句話，『老人能活到現在，就說明了一切。』
電影宣傳海報，是手繪的女孩形象。郭柯還特意將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繪海報。郭柯說，自己想讓多一些的年輕人走進影院，不排斥這個題材，不被痛苦、灑滿淚水的面容嚇跑，能知道『這些慰安婦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們的同胞』。
郭柯說，影片的所有票房都會捐給研究中國慰安婦的相關研究機構，自己不會靠這個項目賺一分錢。
跑電影節時，他看到，韓國的年輕人把慰安婦老人繡的花做成了logo，印在手機殼、相冊和帽子上，並進行義賣，收益都捐給老人。韓國的明星紛紛在公開場合佩戴紀念慰安婦的紀念章，呼吁更多人關注這一群體。
郭柯曾參與一次韓國慰安婦紀念活動，活動現場全是中小學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發爭議時，他從電視裡看到，慰安所遺址附近的中學生說，『(慰安婦)不是很光彩，還是不要特別了解比較好，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
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著鏡頭說：『你在學校裡放了這樣一棟房子，對學生到底要起什麼樣的教育作用？』
這部電影的推進，還在繼續。
去年，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幫助下，郭柯面向社會眾籌片子上映的宣發費用，大半年過去，100餘萬元被湊齊，31850個名字留在了紀錄片的片尾。
那也許是史上最長的電影片尾，『要放10分多鍾』。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鍾，漆黑的銀幕上，31850個名字開始緩緩滾動。
片尾曲輕輕放著，『日頭出來點點紅，照進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窮。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懮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乾……』
這個名單從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時間，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變。
《三十二》正式進軍一家視頻網站，當那個因為日本血緣而一輩子不能上學、娶不了妻的70多歲老人羅善學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一生時，視頻彈出了鋪天蓋地的彈幕：『你是中國人。』
林愛蘭悄悄去世了。攝制組趕赴海南，想辦法為沒有男性後代的老人立碑，將老人的遺物收好，寄給上海的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他們奔走的身影觸動到了老人最小的養女阿香，家境並不富裕的阿香為紀錄片捐了款。
那位被兒子搶走善款的老人89歲了。她對龍慶說，自己很多年沒過生日了，今年兒女都回來給自己祝壽，無論如何要請攝制組的人一起吃飯，『我管飯，你們一定要來』。
『日本人』羅善學養了只可愛的小貓。冬天生著火，老人默默看著小貓撲騰，龍慶覺得『他不再只一個人躲在牆角了，眼裡都是溫柔』。
但告別，終將是關鍵詞。毛銀梅老人走了，床頭的梔子花一點點泛黃、消失。
李愛連的腳、手、喉嚨一個接一個地『失靈』，她生活的半徑越來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這些遠方的年輕人，總讓兒媳給郭柯發消息，說『自己最近身體不太好，能不能來看看我』。
兒媳告訴老人，郭導很忙。『他在忙什麼呀？』老人還是不死心。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兒媳眼色和緩。
第二天，李愛連似乎忘記了昨天的對話，又對著兒媳嘟囔讓郭柯來看看自己，只是，她的喉嚨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總有一口痰卡著，說著說著就沒了力氣，只聽得見微弱的氣聲。
龍慶的手機內存早就不夠了，她拍了『數都數不清』的照片，可還是總錯過和老人的分離。22這個數字自從他們離開那一刻就跳動起來，3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暫時定格在了9。
每當一位老人離世，郭柯就會在紀錄片片尾處，給老人的名字加個框。可最近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來不及加框。
他說，也許有一天，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當初遇見她們時那樣，老人對著鏡頭笑啊笑，彷佛這些年，她們從沒有離開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