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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事件：
最後的抗衡 不交欠費不發准考證
事件的主述者是安徽省阜陽市文昌中學的幾個應屆高中畢業生，有關情節得到所涉單位有關人士的確認。
2001年7月7日。全國統一高考第一天。
晨6時許，阜陽市文昌中學的會計室門口聚集了二三十名學生，等着領取自己的高考准考證。而這個時間，已經是大多數高考考生洗漱用餐，準備赴第一場考試的時間。
學校扣發准考證是因爲學生欠繳學費。爲此，學生和校方僵持數日。至7月7日晨，仍有31人欠費，欠費金額累積4.8萬元。
6時半左右，會計到，宣佈校方最後的決定:允許部分補繳，但剩餘欠費不能超過200元。做到者，發准考證，暫扣畢業證。
一些學生開始補繳欠費，旋即拿到准考證。但仍有學生未補分文。
8點16分，未補欠款的學生之一撥打110報警，警方急馳到校，力勸在場的值班校長給學生的高考放行。校方反問:警方能替欠費的學生做擔保嗎？警方不能。於是斡旋未果。
8點30分，學生打當地市長熱線，無人接聽。
8點46分，一學生打“摩的”直闖市政府，在市府大廳裏遇佩帶“高考巡查辦”胸牌者，急訴“險情”。未及話落，便得指示:趕快赴考場。
該學生帶了幾輛“摩的”趕回文昌中學，拉上幾個未領到准考證的考生向設在阜陽市15中的考場急駛。
因有高招辦緊急部署，學生們順利通過考場的第一、第二道警戒線，卻在最後一道警戒線前被卡住，當時時間爲9點16分，比規定的截止進場時間超出1分鐘。
儘管這一分鐘的延誤被逐級上報請示，最終沒有人敢違高考紀律爲這些遲到的考生特批准入。
據統計，至第一場語文考試開考,文昌中學共有11名考生因欠費而沒有拿到准考證,其中2人已持身份證進入,其餘9人均望考場興嘆。
2名幸運者之一否認他是幸運者，說他不過對高考規則摸得比較熟悉,他聽說高考對偶發事件的處理辦法之一，便是對第一場考試忘帶准考證者，可先覈對身份讓其參加考試，但第二場考試必持准考證。據此，他慌稱准考證在帶隊老師處，一時聯繫不上。監考老師在覈對了他的身份並查閱了他的考場號後準其進入。
在考場門前漸趨安靜，考場內的考生已經進入狀態之後，未及進入考場的這些考生沒有離開，他們知道稍後必有當地要員巡視考場,他們等待並且等到了這個機會。此後，便是阜陽市高招辦緊急行動，於午間時分爲11名學生趕製他們的第二張准考證。下午開考前，共有9名學生領取了他們的准考證，另有2人未領。
據瞭解，在這11名學生中，有2人蔘加了全部4場考試，有2人在7日中午拿到准考證後參加了後3場考試，還有1人考了兩場。剩下6人，不管是否拿到了准考證，均一場未考。
■校方答辯:
高中不是義務教育辦學收費何錯之有
記者到阜陽，高考的黑色三日剛剛過去，阜陽市高招辦的會議室裏，正在研究估分之後的志願填報問題。街上流動的公交車前車窗上，貼着“進文昌中學，走成功之路”的廣告。
文昌中學校長劉潤科對記者很牴觸，說報紙的記者來過了，電視臺的也來過了，我不想再說什麼，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吧，大不了去坐兩年牢，反正這學校我也不想辦了。
好容易說服劉潤科接受採訪,劉潤科似乎就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我到現在也不知道辦學收費我到底錯在什麼地方！
劉潤科說：文昌中學是民辦中學，17個股東集了270萬元，向80戶私人借了160萬元，向銀行貸了141萬元，加上收的第一筆學費，共計600多萬元起家。
學校現有學生600餘名，每年學費收齊了應該是50多萬元，但每年都收不齊，能收40多萬元算不錯，可這40多萬元也就只夠還息。
這屆高三畢業生97人，至高考前還有31人累計欠費4.8萬元。他們高考完了就四散回家，我現在不追着要這筆錢到時候還能上哪兒要？
問我爲什麼不早要？怎麼沒要！這點學費我是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是收不上來。
記者追問:學生不交學費如何被允許報到上課？
劉潤科說，97個學生，兩個班，尚不滿員。不讓欠費者上課，學校也不賺，讓他們上課，學校多少能收一點，聊勝於無。
記者仍不解:高考至關重要，學校怎敢用准考證做押？
劉潤科說，一些學生不是交不上，而是不準備交，所以我和會計說，要咬緊牙，堅持。結果到了7日早晨，又有20名學生交了12800元，領了准考證。其他學生估計也準備交的，可是有學生叫了110,他們就不交了。
記者問，扣了11名學生的准考證，沒考慮後果？
劉潤科說，怎麼不考慮。過去是計劃經濟，現在講市場經濟，而且高中教育不是義務教育。
劉潤科指着寫給上級的一紙情況補充說明說：7日早晨，上面打電話給我，說我不發准考證違法，我說那好，只要你們出一張4指長的小條，講清這欠費該咋處理，我立刻就發准考證。結果沒一個領導說話。
■學生自述：天災人禍家境困苦交不起學費買不起書
沒參加高考的11名學生，記者陸續見了6個，都是男生，18歲到22歲，一部分是阜陽周邊縣鄉的農村孩子。
一個男生說，他從小父母離異,家境很苦。但他成績好，從小學到初中一直是班上第一。他們村子從未出過大學生，他因此成爲村裏的希望。但不幸沒有考上好高中，此時文昌中學的老師叫同學幾次遊說他上文昌，說每學期可以免去300元左右的學費，他去了，但承諾沒有兌現。他的志向是能考上安徽大學，但因准考證問題而缺考一門，情緒又受影響，上大學肯定沒希望了。
問他們的欠費情況，說少則六七百，多則一兩千。基本上是從高二或高三開始欠交的。爲何高一入校時交得起費，後來交不起，兩三人說後來家裏發生變故，比如有人生病，比如說失火加上天災。
記者拿劉潤科校長的話問，上學交錢，天經地義，難道你們不知道。他們說，知道，但確實交不起。他們這幾個，大多數每天只有一兩元的伙食費，甚至課本都買不起。
有兩名學生，掏出有他們個人、班主任和校長三方簽字的白條，大意是他們自願不買課本教材，校方免去他們部分學費。
記者十分驚異，不買課本教材如何上學？回答是借同學的看。
學生們還說，文昌中學管理混亂，收費混亂，問題多多。上3年學，班主任換了幾個，會計也換了幾個。
■記者調查：
家長不知孩子欠費
學生認定學校不敢扣證
貧困和上學的矛盾是一個辛酸但不新鮮的話題，但採訪中記者發現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幾乎所有學生的家長都不知道他們欠費。
問爲什麼？答案異中存同，都說是看家裏困難，不忍心開口。
一名學生說，家裏問過我欠不欠學費，我說不欠，否則家裏就是貸款也會給我交齊學費的。
也就是這名學生，被校方認爲是11人裏最有希望考上大學的，現在他不知道該如何向家裏交代，他不能想象家裏知道他竟然沒有參加高考的反應。
一名學生，顯然是11人裏的核心人物，22歲，言談成熟老到，佩着呼機。他說每年母親能給他兩千元，父親也多少給點，他自己假期打工也能掙點。記者問，如此還不夠支付學費？他只說他花錢有詳細的賬目，但沒說怎麼花了。
還有一名學生，受大家委託在記者的採訪本上留通訊地址，是當地一所正規高校，聯繫人是他的哥哥，他說他哥哥在這學校裏教書。記者馬上追問，你欠費多少？假如高考對你真的很重要，你哥哥能爲了1千元欠費誤你的前程？他笑而不答，周圍的同學爲他圓場，說他哥哥其時出差不在阜陽。旋即，他們劃掉了那個聯繫地址，寫了另一名同學家的地址，那是阜陽周邊縣的一個村。
學生欠費和學校催交都不是一兩天的事，在一切早已明確的事實面前，這些學生真的敢如此漠視？
其實不然。
11名學生之一告訴記者，7月4日，他和另一同學去高招辦諮詢,得到的答覆是:高考是你們的權利，學校無權剝奪。
他說，他因此認爲學校不敢扣准考證到最後。他把高招辦的答覆告訴了同學們，大家都因此踏實了幾許。但是他沒有想到他最終爲此付出的代價。
記者問其他學生，是否認爲學校不敢把准考證扣到最後？都說，是的。
採訪中，記者很想弄明白的一個問題，就是高考對這11名考生是否真的很重要。
文昌中學的劉潤科校長說，在阜陽上高中，一類學生考省重點，二類學生考市重點，三類、四類考正式辦學的學校，五類學生才上民辦。文昌在阜陽的民辦學校裏還算不錯，但是收進來的學生素質都不高。
假如參加高考，這11名學生是否有希望？
文昌中學一位熟悉學生的老師欲言又止:除了一兩個，其他的……
11人裏，兩名考完全部科目的考生估分都很差，幾乎沒有上統招大學的希望，他們說，情緒影響了成績。3名考了部分科目的考生因爲缺考估分就更低。6名一門未考的考生中，有兩人根本就未領取招辦爲他們補制的准考證。
讓學生們給自己一個評價，結果，肯定自己若正常發揮就能考上大學的也只有1人。
■餘波未平:
高考權利無權剝奪
未進考場先請律師
事情遠未了結。記者到阜陽時，一場訴訟正在醞釀中。
那名22歲的學生告訴記者，起訴的決定在他7月7日上午被拒之考場之外時就做出了。7月8日，阜陽弘大律師事務所就接待了前來諮詢的兩名學生。7月11日上午完成調查筆錄。當時簽字起訴的共有10名學生。
弘大律師事務所蔣祥愛、何文敏兩位主任認爲，學校有難處，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如果學校認爲學生欠費侵犯了學校的權利，完全可以通過法律途徑主張權利，以扣發准考證的方式迫使學生交學費是違法的。學生有受教育的權利，參加高考也是這種權利的顯示。准考證是市高招辦頒發的，學校只是代發到學生手中，學校扣壓，是濫用職權。
兩位律師還認爲，不管學生的欠費出自何因,不管這些學生高考能否中榜,他們參加高考的權利誰也無權剝奪。他們對訴訟的前景充滿信心。
■動態傳真:
調查仍未完結訴訟已經立案
1. 高考大幕甫落，阜陽市有關部門便組織了調查組，調查文昌中學事件，現調查仍未完結，結果未公佈。
2. 原簽字起訴的10名學生中有4人出於不同原因退出訴訟，其中一些已經回到農村老家，前途未卜。
3. 7月20日，文昌中學的6名學生向阜陽市中級法院遞交訴狀，要求文昌中學賠償他們每人5千元復讀費和3萬元精神損失費,合計21萬元。阜陽市弘大律師事務所的12名律師以法律援助的形式爲6名學生代理此案。阜陽市中級法院在接到訴狀的當日決定立案。
■文/本報記者 鄭直
■記者手記
高考不能承受之重
爲催交欠費，學校竟使出扣發准考證的“絕招”。看到這個消息，馬上想到採訪的主題:當高考成爲特權。
決定去阜陽後的動身之前，接到一個來自阜陽的電話，在沒有弄清對方身份的情況下，對方先覈定了我的身份，然後一連串問題拋過來。當知道打電話的是我將要採訪的學生之一，我一下子對未來的採訪有所警惕。我想，問題或許還有另一面。
採訪證實了我猜測的一些東西：學校把高考作爲追繳欠費最具殺傷力之矛，而學生也把高考作爲不交欠費最具保護力之盾，高考的權利被雙方放大和泛用，於是高考不僅成爲學校的特權，也成爲學生的特權。
在對整個事件的採訪中，我覺得最可嘉許之處，是阜陽高招辦在盡最大努力爲11名學生進入考場開綠燈之時，最終因1分鐘的遲誤給他們亮了紅燈;最遺憾之處，也是有關部門在肯定了高考是學生的權利之後，沒有拿出更可行的措施把問題化解在7月7日之前。
認爲律師說得不錯:高考的權利誰都無權剝奪。但最終把學生阻於考場之外的，除了欠費，是否還有其他？把權利放在祭壇上膜拜，絕對不是對權利的珍惜和正常使用，相反，可以說是一種漠視甚至褻瀆。
高考已經培養出一批特權階層和特權思想，這是諸多高考事件的異曲同工之本。已經披露出來的高考事件的當事者，監考玩忽職守的，閱卷濫用職權的，把所謂的差生分流出高考考場的，因孩子高考而代行交警職責攔路堵車的，乃至穿上“今天我高考”的T恤便“我是考生我怕誰”的，從考生到老師到家長，凡和高考沾邊就掌握了權利。高考承載了太多高考以外的功能，而整個社會對此缺乏警惕。
高考已經被放到一個不正常的位置，當高考的秩序重於整個社會正常運轉的秩序，高考就成爲特權。當高考成爲特權，高考就有了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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