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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趴在田野裏一個簡陋的墳頭上一邊放聲大哭一邊把紙錢拋向空中，還有一位老人在法庭控訴中因悲憤而暈倒，最後被擡了下去……這些都是北京電視臺《紀錄》欄目即將播出的紀錄片《世紀末的起訴》中的鏡頭，這部歷時1年才拍攝完成的紀錄片講述的是我國山西的5位慰安婦50年來的辛酸歷史以及她們頑強曲折的上訴經歷。
昨天下午，記者找到了拍攝這部片子的攝像師——湖北經濟電視臺特別節目部的孔祥學，他向記者講述了很多鏡頭外的故事。
湖北經濟電視臺拍攝這部紀錄片完全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去年，攝製組結識了專門調查中國山西盂縣中國慰安婦的北京律師康健，又通過她認識了從1982年就開始收集慰安婦資料的山西民辦教師張雙兵。大量鮮活生動的第一手材料促使攝製組馬上投入到這個意義重大的選題之中。
孔祥學告訴記者，在這一年當中，攝製組的同志十幾次深入到山西農村，每次最少都要呆一個星期。節目總共只有50分鐘，攝製組拍攝了100多個小時的資料片，光後期製作就用了兩個多月。孔先生說着說着有些激動：“這些大娘們家裏都家徒四壁，有的窯洞裏只有一口鍋和一張牀，吃的是沒有一點油水的飯菜。我們的拍攝經費不多，可是每次去都會不自覺地把兜裏的錢掏乾淨才走，她們實在太可憐而又可敬了。”
孔祥學對記者說：“艱苦的物質條件都算不了什麼，最難的是讓這些身心飽受挫折的大娘們開口。受過日軍蹂躪的大娘們絕大部分都終身未婚，即使勉強嫁了人的也都終身未育。因此她們都是無兒無女的孤苦老人，性格比較孤僻。再加上個別人的歧視和白眼，她們輕易不會對別人講自己的苦難經歷，也輕易不會相信任何人。有的時候看到她們對着鏡頭泣不成聲，我們都不忍心再拍下去，我們實在不願意去揭讓她們痛苦了50多年的傷疤。”
針對這種情況，攝製組的工作人員首先努力去做的是贏得大娘們的信任，像親生兒女一樣對待她們。十幾次下山西，工作人員每次都和大娘們同吃同住，睡的是五六個人的大通鋪，吃的是僅僅撒一點鹽的小米飯和野菜，漸漸和大娘們建立了感情。孔祥學向記者講了一個小故事：一次，攝製組的工作人員和一位大娘一起回家，她在路上身體不適無法行動，她當時說離家只有300米了，工作人員就輪流揹她回家，哪知這一背就是十幾裏地，原來是這位大娘當時頭腦糊塗了看錯了地方。從此以後，這位大娘對攝製組的工作人員特別感激，開始勇敢地控訴日軍罪行。
儘管這樣，孔祥學和他的同事們對有些鏡頭還是不得不忍痛割愛。有的是由於當事人病魔纏身，已經無法清楚地敘述事情的經過；有的是當事人和親屬迫於輿論壓力不願意把這段往事公諸於衆；也有的是在拍攝過程中受到當地羣衆和幹部的阻撓……孔祥學對記者說：“每次我們都要偷偷地去拍攝，大娘們也很少讓我們拍村落的外景，她們的心理壓力太大了。”記者得知，《世紀末的起訴》共拍攝了20多位慰安婦的素材，而真正與觀衆見面的只有5位主人公。
直到現在，攝製組的工作人員們還和大娘們保持着聯繫。孔祥學對記者說：“日本的地方法院宣判大娘們敗訴，她們還要繼續向最高法院起訴，因此這部片子還沒有拍完。”值得一提的是，《世紀末的起訴》主人公之一侯冬娥大娘已經在去日本申訴的途中去世。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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