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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走進雷德蒙微軟公司總部的人都難免驚異，這裏18000多名員工辦公室裏的陳設和住宅房子的款式，居然沒有重樣。儘管“穿着自由”已是微軟人的舉世聞名的特徵，但第一次來到這裏的人仍會有出乎意料的感覺：一個地道的微軟人，看上去活像一個邋邋遢遢的嬉皮士，用形形色色的服裝把自己包裹起來。牛仔褲、T恤衫、毛衣、襯衣、羽絨衣。尺寸不合身材，衣料不合季節。夏天可能穿棉襖，冬天可能穿短褲，五顏六色，形態各異，質地精良但卻皺皺巴巴，價格昂貴但卻決不顯山露水。他們好像什麼都可以穿，就是不肯穿西服打領帶，這叫不少西服革履的來訪者不免覺得自己“很傻”。儘管人們全都知道這是一個造就成千上萬科學家和百萬富翁的地方，但在一羣微軟人中間，沒有人能分辨出，哪個人的口袋裏裝着多少世界級的榮譽，哪個人的口袋裏裝着多少錢。
服裝的選擇與人的智力並無直接關係，但智慧的弘揚必定要求個性的發展。舉出兩件小事就可以明白，穿着方面的任性放縱或者形格勢禁，乃是一種大文化的反襯。作爲一個訪問學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胡玉衡教授在來到研究院的第一天曾經“西裝筆挺”，但他立即就發現這是屬於“過度着裝”。他說他由此瞭解到，“開放、自由和不拘泥於形式是微軟研究院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另外一件事情發生在凌小寧身上。八十年代中期他到美國留學的時候，在北京跑遍一條王府井大街終於買到一身西服。那時候我們國家賣西服和穿西服的都很少，但他認定在美國是一定要穿西服的。不料後來他在俄勒岡州求學5年，又在微軟工作7年，居然一次西服也沒有穿過。到了1998年夏天他要回到中國來工作的時候，微軟中國研究院院長李開復告訴他，一定要在美國買套西服帶回國內，必定有用。凌小寧回到國內，但見西服遍及街頭巷尾，甚至一老農開着拖拉機行走田間也身着西服，不禁感嘆：太平洋兩岸孰東孰西？
說到“孰東孰西”，希格瑪大廈第五層也有這個問題。
1999年春天到夏天的幾個月裏，這地方真叫熱鬧。免費飲料室裏，各種飲料的消耗量日愈增加。這些人什麼都愛喝，既喝咖啡、可口可樂、利頓紅茶或者加了冰塊的礦泉水，也喝中國綠茶和各種果汁。事實上，聚集在這裏的人無論是中國國籍還是美國國籍，都是華人，就像侯德建的歌中所唱：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你就算走到他們中間，也無法分清誰是美國化的中國人，誰又是有着中國背景的美國人。你會發現他們身上的種種性格和風尚，只能使用“亦中亦洋，亦東亦西”來描述。這是一大羣絕頂聰明的人，都是博士，都是教授，都是腰纏萬貫的“暴發戶”。散漫、獨立、傲慢，但也懂得不失時機地對他人表示尊重和理解。說話直截了當，伶牙俐齒，腦子快，嘴更快，中文夾着英文，來回穿插跳躍自如，聽者也不會有勉強的感覺。你從他們的言談中，可以很容易地瞭解他們想什麼，但卻永遠不會知道他們財產有多少。不像我們這些純粹的中國人，可以很容易地瞭解人家口袋裏有多少錢，但很難知道人家心裏想什麼，也即所謂“人心隔肚皮”。他們既吃西餐也吃中餐，既吃三明治也吃方便麪，吃飯的時候仍然在使用筷子，但卻已經不肯像中國人那樣伸長胳膊去夾菜，而是像西方人那樣，把盤子端過來，一邊轉來轉去，一邊說着“turnaround”———“轉一圈”。在大庭廣衆之中，他們像美國人一樣低聲說話，也像中國人一樣高聲喧譁，講“葷笑話”並且哈哈大笑。他們喜歡穿沒有商標的衣服，沒有褲線的褲子。款式簡練，質地精良，價格昂貴，但旁人卻看不出貴在何處。儘管衣着隨便，但每天早上必會一絲不苟地洗澡刮臉，並且嘲笑那些沒有天天洗澡的中國人身上有一股異味。他們在北京的卡拉OK歌廳裏面，很地道地唱外國歌曲，但也唱《游擊隊之歌》、《社員都是向陽花》和《洪湖水浪打浪》。他們喜歡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開快車，又像美國人那樣驚歎中國的交通擁擠，身揣駕駛執照，家藏高級轎車，但卻永遠不敢在中國的城市裏面開車。與外國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沒有中國人常會有的拘謹和尷尬。在中國人羣中沉默不語的時候，你聞不到他們身上的“洋味道”。他們瘋狂地工作，也瘋狂地玩。關注技術的最新進展，也關注股市每天的行情。在研究院裏，他們彼此之間從來不肯稱呼職務———比如什麼“李院長”、“張首席”、“沈主任”、“凌總工”之類，而是叫“開復”、“亞勤”、“哈利”、“小寧”。從美國來的訪問學者胡玉衡說，他發現“這裏有一種只叫姓名後兩個字的文化”。不過，這些人一旦走進中國任何一所學校，也會不住口地叫人家“某院長”、“某教授”。
事實上，職位在這些人的心目中的確是很輕的。沒有人會因爲一個人擁有權力才尊重他，更沒有人會仰仗自己的權力對旁人頤指氣使。比如張亞勤就更加在意他的“首席科學家”的頭銜，並且在名片上把它排列在“副院長”之前。他說：“在美國，首席科學家是在科學研究領域中比較權威的一個職務。”當一位記者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來詢問他，“首席科學家”和“院長”兩個人究竟誰領導誰的時候，他說：“開復既是院長也是科學家，而且是世界級多媒體權威。”聽上去他更加尊重李開復的學養而不是李開復的權力。不過，記者還在刨根問底地追究，如果“院長”和“首席”的意見不同，誰聽誰的呢？“他是個思想非常開放，能夠聽取不同意見的人。”張亞勤繼續說，“我們是一起討論，達成共識。如果有不同看法，那他會做他的事，我去做我的事，過一段時間再看看，誰錯了誰就改。這是科學研究的做法。”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作爲科研機構的管理者，只把握方向，其餘方面讓別人去做，任何想法都可以去試。重要的是什麼時候知道錯了，就什麼時候停下來。因爲與自己觀點不同，就用職權來限制他人，這不是做科研的態度。”
摘自《追隨智慧》 凌志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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