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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朔州市在農村“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中，把基層幹部組成“炕頭工作隊”，進村入戶與農民羣衆同吃、同住、同勞動，爲羣衆辦實事，並把自己的切身感受用“民情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
記者在翻閱部分“民情日記”時瞭解到，大到“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小到一個縣鄉的工作安排，如果幹部作風不實，一切都很難落到實處。當前基層幹部工作作風，已成爲農村工作的關鍵問題，抓落實，一定要從幹部作風抓起。
不是農民不聽話，是一些基層幹部不像話
平魯區井坪鎮黨委書記 賈志武
４月２２日 星期日
經常聽機關幹部抱怨如今的老百姓不好管，不聽話。到底怎麼樣？今天是星期天，我決定到下稱溝村去。
走訪了幾家農戶後，中午到６５歲的賈旺家吃派飯。賈旺是村裏有名的“難纏戶”，經常上訪告狀，村幹部擔心吃閉門羹。誰知，賈大爺聽說是吃派飯的事，主動拉我到他家，一邊忙着張羅飯菜，一邊和我拉家常。
“別說是書記，就是普通幹部也從不來俺百姓家坐坐。鄉幹部是一年來一趟，秋後算一帳。一見俺們就是要錢、要糧、做計劃生育手術，一句好聽話沒有，跟‘響馬隊’差不多，騎着摩托轉，路過地頭看，遇到難事竄。上邊的幹部一來就坐着小車打圈圈，兜上一圈下飯店去了。找幹部辦事，冷言冷語，別說幫忙貸款、推銷農產品什麼的，就是蓋個章，也得跑個三四回”……吃着莜麪窩窩，聽着賈老漢的話，我心裏沉甸甸的：不是農民不聽話，是我們有些幹部太不像話。這些年，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幹羣關係涼了。
副鎮長王萬成是平魯區有名的“硬幹部”，每年上級交給的任務都能全面完成，在全區１５０多名鄉鎮副職考覈中名列第一。然而，這個“硬幹部”不喜歡下鄉蹲點，也從不到農民家裏吃一頓飯，工作靠的是“手機、呼機、摩托車”，他包點的下紅溝村上訪不斷，羣衆對他意見很大。學教活動中我批評了他，他的作風好了許多。
幹羣感情不到位，中央的政策再好，也只是“開開會，喝喝水，念念報”，這就算是“貫徹落實”了。好多時候，許多羣衆搞不清中央政策的意思。
一些所謂的“刁民”，是一些基層幹部逼出來的
應縣金城鎮黨委書記 唐學仕
６月１１日 星期一
剛過９點，吳莊村的唐建國帶着４６００多元錢來到我辦公室，一次性付清了１９９５年以來的各種拖欠費。
１９９３年，第二輪土地承包時，唐建國外出打工沒回來，村主任乘機佔了他家的５畝地。１９９５年，唐建國回到村裏，想要回那５畝地，村主任佔着不給。唐建國開始鄉里、縣裏、市裏、省裏上訪告狀，縣、鄉多次派工作隊調查，要求村主任還地，村主任頂着不還，一拖５年多。５年來，唐建國拒交農業稅，拒付鄉統籌、村提留，成天上訪告狀，家裏生活困難，老婆又鬧離婚，成爲遠近聞名的“釘子戶”、“上訪戶”，被村幹部列入“刁民”的行列。去年開春，我親自帶隊過問此事，終於讓村主任把地還給了唐建國。
４０多歲的唐建國對我說：“我主要是氣不順。就因爲他是村幹部，佔了地沒人管。我認爲，一些‘刁民’是一些基層幹部逼出來的。要是有解決的辦法，誰願意上訪？”
在金城鎮工作的這５年多時間裏，我深深體會到，必須把“刁民”當做有個性的“良民”，善於與他們交朋友。會做工作，“刁民”自會變成“良民”；不會做工作，“良民”也會變成“刁民”。我到金城鎮前，這裏上訪不斷，好多幹部不敢來當書記。我上任後，第一件事便是訪“刁民”，一個一個地解決他們的問題，近幾年，全鎮沒發生一起越級上訪事件。
農民最實際，只看你辦不辦實事
應縣南河種鎮黨委書記 張玉儒
５月２０日 星期日
深夜１２點。忙了一天，剛剛睡着，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張書記，不好了，快起來”。接馬峪村因爲青椒苗澆水問題，來了２０多人，堵在我辦公室門前。
５月中旬，正是青椒移栽的大忙時節。接馬峪村剛栽下４７０多畝青苗，準備澆水時，斷電了。如果天亮前青椒苗澆不上水，太陽一出來，青椒苗都要枯萎。農民們跑到變電站查問，原來是農網改造施工隊在楊堡村遇到“釘子戶”敲竹槓，一戶農民開口要３０００元補償費（按規定是２００元），不然不讓電線通過他家的土豆地。
楊堡村不屬南河種鎮管轄，又是深夜，打電話沒人接。我立即帶上兩名羣衆代表趕到縣電業局，找到了副局長賀志文。他說農網改造由變電站直接負責，我就拉上賀志文來到變電站。我們建議剪斷新線，接通舊線送電，施工隊說損失太大，不願意。我提出損失由鎮政府補償，今晚必須送電。凌晨２時３０分，接馬峪村開始澆地，４７０多畝青椒苗得救了。
當我們路過接馬峪村時，激動的農民齊刷刷跪在了地頭。他們說，如果當時鎮裏沒人管，已有２００多人準備到鎮裏鬧事去。
農民最實際，不看你幹部說的有多好聽，只看你辦不辦實事。現在有些“知識型”的幹部，一講服務就雲山霧罩地辦公司、上項目，從ＷＴＯ到調整結構，一講一大套，羣衆聽不懂，也不想聽。其實，我們實實在在地從一件件小事做起，想羣衆所想，急羣衆所急，羣衆還是非常擁護我們的。幹部想辦點實事，可許多時候身不由己
山陰縣委副書記 南志中
７月３日 星期二
現在全縣上下正圍繞“三個代表”的學習轉變幹部作風，坦率地說，做爲一個“父母官”，我何嘗不想踏踏實實地爲老百姓辦點實事，然而有許多時候還真的是身不由己，讓你有許多無奈和難言的苦衷。歸納起來，我有三怕：
一怕開會。現在的會議太多了，我一個月曾開過２２個會，大都沒有實質內容。而且會議時間特別長，這個領導講了，那個領導講，本來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硬要長篇大論地說一番。
二怕文件。有什麼樣的會議就有什麼樣的文件，而且文件比會議還要多。幾乎每天都有十幾份材料和文件要擺在辦公桌上，面對高可盈尺的文件，我常常感嘆，可惜了這些白紙，真不如給山裏娃做幾個作業本有用。
三怕接待。少的隔三差五，多的幾乎天天都得迎來送往搞接待，我們這些基層幹部變成了“三陪先生”，陪吃陪喝陪參觀，尤其是陪酒，中午喝了，晚上喝，簡直是一大負擔。來的都是客，都是官，我們誰也得罪不起。這個檢查，那個評比，窮於應付，忙於奔命，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便應運而生，雖然問題發生在基層，可根源是上邊造成的。現在企業減負，農民減負，學生減負，何時給基層幹部也減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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