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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修好了，農民催着書記搞宣傳
從化市地處廣州市郊，還不太富裕卻村村都鋪上了水泥路，2001年底，190條村路全部竣工。農民們高興之餘卻有點不滿意，市委書記陳建華下鄉，農民們追着他問：我們修了這麼多路爲什麼不賣報紙？人家修一條路都賣好多報紙呢。
上面這個段子，讓剛剛從山溝裏吃完地道農家番薯的記者心中慨嘆：路是農民要修的，宣傳也是農民主動要做的，既不是“形象工程”，也不爲樹政績表成績，一切出發點都是農民、農村、農業。
農民爲什麼要求書記抓緊宣傳呢？目的很簡單，多點人知道從化的村路修得這麼好，就多點人進山來買農副產品，這就跟做廣告差不多。一些村子已經嚐到有好路的甜頭。溪頭村村民告訴記者，路修好了，進山的販子也多了，以前幾毛錢一斤都擔心賣不出去的青梅，現在坐在家門口就可以賣到一塊多兩塊錢一斤。村長蔡健平對記者說，有了這麼好的路，有信心讓溪頭村人均年收入達到5000元。販子來得多了，信息也就靈了，流通快了，種的也就多了。用陳建華的話來說：有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山裏人才能由懶變勤。
要不要上水泥路，農民說了算
村道建設對山區經濟發展的作用也許不是立竿見影，但其對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及長遠發展的意義早已爲實踐和理論所證明。還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村道建設本身，怎樣用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效益，怎樣把這件好事辦得皆大歡喜、不爲人詬病。
記者走村入戶採訪後發現，從化的做法既體現了廣東省政府改善山區生產生活條件的政策思路，又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既切合實際又有可操作性。
以前村道建設的主體往往是鎮，結果村與村之間經常因爲村道長短不一在出資問題上有意見，都怕自己村出多了吃虧而不肯出錢。吸取這個教訓，在上水泥路問題上從化進一步明確建設主體，以村爲基本單位，村是甲方，施工隊是乙方，上不上水泥路由各村自己說了算。市裏只給政策：上，財政補助馬上到位，資金缺口村裏想辦法；不上，補助暫時不給。政令一出，各村紛紛召開村民大會，熱烈討論。畢竟是一個看得見摸得着的“大蛋糕”擺在那裏：各級財政出的是大頭，加上社會各界支援，真正要村民補的缺口並不大，而最大的受惠者還是村民自己。左右掂量，尚未通水泥路的190個行政村都決定：上。
自己算過帳，錢也就掏得明白掏得情願；自己掏了錢，建設中的帳也就算得更加清楚精細。這種變“政府要修路”爲“農民要修路”帶來的連鎖反應是：工程質量受到嚴密監控，工程造價大大低於預算。
誰家孩子誰家抱，修路像修自家房
從化村道建設指揮部的總指揮由市委副書記鐘山擔綱，陳建華開玩笑說鐘山以前當過財政局局長，外號“算死草”，所以把村道建設這塊“硬骨頭”交給他。爲什麼要找一個會算帳的書記擔任總指揮，就因爲造價壓不住，不僅難以保證如期完成，恐怕有的路段還得“難產”。從化是山區市，山道彎曲險峻，村道雖小工程卻浩大，地方經濟底子又薄，財政收入有限，不精打細算，難免捉襟見肘。
怎樣壓造價，鐘山說，我可是把祕密武器都抖露給你們了。辦法還真不少，大到從招投標環節就把好關，規定村道不管多長多短，都要參加統一的招投標，儘量壓低施工隊利潤，從源頭上堵住漏子，落實村道建設“零稅費”的政策；小到具體的建材：石頭價、沙價，市裏也幫着想辦法把價格給壓下來。除了這些，鐘山認爲最靈驗的一個辦法是：誰家的孩子誰家抱。
過去村道還是砂土路的時候養護成本較高，基本上是由交通局來管，而這一次上水泥路，市委市政府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誰家的孩子誰家抱，村道建設好後養護工作由各村負責，上面給補貼，一公里200元，一個人負責3公里，這就意味着村道建設好後將有一批村民可以“上崗”成爲養護工。
有了這兩條，難怪村民們修村道就像修自家的房子一樣上心。缺錢了就到處找七姑八姨，最出名的有呂田鎮魚洞村14個出嫁女回來贊助村裏修路，外嫁女們都說：這錢掏得應該，起碼以後回來探親都不用搞到一身泥水了。有的村因爲房屋拆遷或砍樹問題路修不下去了，村幹部不用動員，自己買了菸酒去做“釘子戶”工作。對工程質量村民更盡心，天天自備盒飯到現場盯着，連施工隊的飯都不吃一口，一有問題就打電話反映，陳建華說：“我這個市委書記都接了不少這樣的電話。”
工程進度提前了一年多，工程造價原來市裏估計平均每公里60多萬元，實際上僅爲45萬元，工程質量百分百合格，這就是從化以村爲主體搞村道建設激發出的巨大能量和效益。換個主體，換種思路，這就是並不太富裕的從化能夠率先實現村村通水泥路，走在全省乃至全國山區市（縣）前列的最大“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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