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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議院在３０日通過了法案，准許德國科學家在嚴格限制下進口胚胎幹細胞用於科研目的。消息傳出，此間人士大都不感到意外。這是因爲，此前德國社會各界已經過了兩年多的爭論，政策法規的調整早已露出端倪。
與英國２０００年就通過法案准許克隆人類早期胚胎進行幹細胞研究，以及美國總統布什去年８月宣佈允許運用聯邦資金進行胚胎幹細胞研究相比較，德國的這一法案加上了諸多限制，顯得較爲保守。但正如最早建議進口人類胚胎幹細胞進行研究的波恩大學科學家布呂斯特勒所說，法案的通過向相關研究傳遞了“積極的信號”。可以預見，德國的幹細胞研究將由此得到促進。
利用胚胎幹細胞研究至今在全世界範圍內仍然面臨極大的爭議。這些爭議，表面的焦點是如何界定“胚胎”和“人”的區別，實際卻表現了生物科技的前進路途中，“利”與“義”的碰撞。以幹細胞研究和克隆研究爲代表的生物技術，蘊涵着巨大的“利”的前景，卻又與現有倫理道德這個“義”發生諸多牴觸。
在德國，由於其深厚的基督教傳統和納粹濫用生物技術的歷史，倫理的障礙顯得尤其厚重。１９９１年德國頒佈的《胚胎保護法》，就禁止了任何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以及克隆胚胎幹細胞。 然而，倫理道德的觀點在近十年來的爭論中不曾有過新內容，相關研究卻與日俱增，不斷顯示出更大的預期利益。“利”的砝碼不斷增加，天平開始傾斜。包括在法案通過前偷偷“越界”的德國科學家在內，科學界不時傳出獲得新進展的消息，不僅向公衆展現出美妙的醫療前景，成爲對企業直接的經濟誘惑，更成爲國家科研、經濟的新增長點。對此即使是保守的政策制定者也不能忽視。
２００１年，德國專門成立國家倫理委員會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產生的倫理問題進行討論，實質上已經表明德國開始重新思考其相關政策；而倫理委員會去年年底建議，准許在嚴格限制下進口胚胎幹細胞進行研究，這更標誌着倫理障礙的鬆動。
德國政界人士的態度儘管審慎，卻也表達了贊同。德國總理施羅德在議院表決前一天特意呼籲那些堅持應當完全禁止進口胚胎幹細胞用於科研的議員們重新考慮其立場；德國教育與科研部長布爾曼女士也多次呼籲，應當對該法案給予支持。
兩年多的“利”與“義”之爭在德國終於暫告一段落，觀察這個過程，人們不難體會到，科學發展至今日已經觸及了人類自身這個“禁忌”，科學家的成果一次次引起人們觀念的激盪，不停衝擊着倫理道德的牆壁。然而，將倫理應用於科學，是爲了促使社會合理利用科學成果，而不是束縛科學研究。倫理道德本身也在隨着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水平而變化，不斷吸收合乎人類最大利益的新內容。從這個角度來看，“利”和“義”還是爲了同一個根本目標。而決策者就要尋找一種平衡，促進社會的協調發展。
就在德國議院表決之前幾天，美國傳出科學家在成人體內發現了分化潛力與胚胎幹細胞一樣強大的幹細胞的消息，德國科學家也宣佈利用成人骨髓培育出了可分化爲神經細胞的幹細胞。如果消息確證，這無疑爲解決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衝突指出了一條最佳路線。
但即便如此，科學研究帶來的“利”與“義”之爭，還遠不會終結。只是必須強調，科研需要勇氣，而科學家更需要社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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