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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過瑞士，贏了；他告過德國，贏了；他告過奧地利，也贏了；他正在告日本，他還想贏
白瑞·菲捨爾，美國大律師，美國著名的國際人權律師。中國人剛開始知道他的名字，是因爲他與二戰受害者向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索賠的案子有密切關係。到目前爲止，與他有關的官司中，有兩項非常驕人的成績。1996年協助猶太人等狀告瑞士銀行，索賠10.2億美元，結果贏了官司；1998年協助猶太人等狀告德國政府和奧地利政府，索賠50億美元，結果也贏了官司。目前，他正忙活着幫助美國人、韓國人、朝鮮人、中國人等在美國打官司，狀告日本政府或日本企業。不幸的是，去年底，他參與的一個韓裔美國人向日本一家水泥公司索賠的案子一審和二審均被駁回。
除夕前夜，記者專程從北京飛赴上海採訪他時，他剛剛從瑞士處理有關案子的善後工作來到中國。就在記者趕赴上海前獲悉，由於韓國人拒絕領取日本設立的所謂“女性亞洲和平國民基金”(即亞洲女性基金，由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擔任理事長)，而使該基金草草收場。
該基金是日本政府在1995年村山富市政權領導下，以民間募捐爲資金基礎而開始實施的，希望以此取代韓國等亞洲的“慰安婦”等繼續向日本提出索賠要求，即以基金代替政府賠償。然而，由於韓國人並不“領情”，該基金會不得不在韓國公開宣佈工作失敗，發放工作將於今年5月結束。其實，自該基金設立之初，韓國政府和社會輿論都批判“它是日本政府迴避國家賠償的產物”，因此，這項基金在韓國的發放工作事實上已經處於停滯狀態。當然，來自中日美3國的專家、學者和受害者家屬等當時都還不知道這個消息，現在知道的人也並不多。
菲捨爾穿着厚厚的大衣，但上海某個就餐地點的低溫還是凍得他直哆嗦。那一天，沒有吃早餐的他面對一盒快餐也真正是狼吞虎嚥，那一頓沒有任何飲料的午餐大約也就值5元人民幣(約合0.6美元)。這對於居住在美國洛杉磯的菲捨爾來說，我相信，那應該是他所享用的最便宜的午餐之一。當然，這一頓是“免費的午餐”。
兩年前在北京，記者就曾試圖採訪他，無奈菲捨爾行程太匆忙，且活動較爲敏感，結果未能如願。這一次，他計劃特意在中國多呆幾天，瞭解中國人在美國訴日本案的有關信息。況且，在他手頭上已經積累了類似的很多案子，他曾爲這些案子去過日本、朝鮮、韓國和中國。他是來中國參加一個大型國際索賠研討會的，並在會上有重要發言。記者對他的採訪也一直時斷時續，還因多種原因而換了好幾個採訪地點，最後的採訪是在他零亂的旅館房間裏。
菲捨爾在起訴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的案件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很多中國人並不是很清楚。有意思的是，西方媒體在介紹菲捨爾時，總是把他與亞洲的案子聯繫在一起，並同時交代他曾參與歐洲的索賠案。記者瀏覽過的報道菲捨爾的媒體包括美國的《華爾街日報》、《洛杉機時報》、《紐約時報》、《全美法律週刊》，以及《日本時報》、《韓國時報》等英文報紙。當然，也包括中國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在中文媒體裏，他的名字還比較少見。
春節過後，菲捨爾在接受記者補充採訪時說：“很多很多大屠殺的案子是在美國的很多很多城市立案的。主要的案件有3大部分：第一，起訴德國公司的案子，包括起訴德國銀行、保險公司以及其他類型的公司；第二，起訴奧地利公司的案子，也包括銀行及其他公司；第三，起訴瑞士銀行的案子。”這些銀行和保險公司是因爲拒絕向大屠殺死難者家屬支付保險金等行爲而被受害者告上法庭的。這一次菲捨爾在上海還公開說：“起訴日本企業的範圍非常廣泛，要擴大的企業名單應該有很長很長。”
菲捨爾說：“在這些案子中，我是一名律師，職責就是代表所有的受害者。這些受害者主要是猶太人。不過，當時，德國和奧地利也迫害了非猶太人，這包括吉普賽人、羅馬尼亞人以及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們，特別是‘耶和華見證人’教派的人、共產黨人、斯拉夫人等。尤其是在波蘭，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都遭到迫害。”他說完這番話，記者方纔明白，菲捨爾爲何還經常去東歐國家旅行，並剛剛從瑞士回來。
菲捨爾還說：“儘管我是受害者律師團裏一名正式成員，但由於律師團絕大多數律師都把精力集中在猶太人索賠的案子上，於是，我決定把注意力放在非猶太人的案子上。我是這一系列大案中惟一的一個集中注意力幫助非猶太人打官司的律師。”由此一來，菲捨爾接着幫助日本人、韓國人、朝鮮人和中國人打官司也就順理成章了。更何況，菲捨爾說，猶太人的案子和非猶太人的案子有很多共同點，起訴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企業的案子與起訴日本企業的案子也有很多共同點。菲捨爾還特別提到，當年，美國人決定向歐洲公司索賠時，美國政府做了非常大的工作。
然而，記者經過對韓裔美國人起訴日本水泥公司的案件研究發現，美國法庭兩次駁回該案的理由是，美國法庭無權過問涉及美國政府與日本關係的案子。事實上，到目前爲止，美國政府對於韓、朝、中等國的受害者在美國起訴日本企業還沒有給予支持。其實，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起案件也是一起政治審判案件。不過，記者還獲悉，這些受害者正在聯合起來向有關部門施加政治壓力，特別是通過美國的立法部門向美國行政部門施加的壓力與日俱增。“當談判解決索賠問題開始時，我是談判團的一名正式成員。當我們與德國和奧地利達成協議時，其他國家的案子就成爲主要談判內容。當時，與德國、奧地利達成協議的簽字儀式分別是在德國柏林和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我是簽字人之一。根據不同的案件，我是與很多國家政府代表簽署大屠殺索賠和解協議的。這些國家包括俄羅斯、烏克蘭、匈牙利、以色列、白俄羅斯、波蘭、美國、德國、奧地利。”菲捨爾補充說，“我也參與了起訴瑞士銀行的談判，並由紐約聯邦法官正式選爲法律顧問。”(陳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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