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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說，我國社會目前正處在第4次犯罪高峯期。
據福建、廣東警方介紹，2000年以來，搶奪、搶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佔到刑事犯罪的近40%，有的地區達到了60%以上。
據瞭解，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刑事犯罪先後出現了4次高峯，前3次出現在1978年以前的計劃經濟時期。但在這期間，我國的刑事發案率一直穩定在萬分之五，被西方犯罪學家視爲奇蹟。改革開放之後，社會處在轉型過程中，維持社會生態平衡的要素一些功能部分喪失，導致刑事發案率增加。
“在多種社會震盪源劇烈震動下，‘兩搶’犯罪居高不下也就不足爲怪。”王教授說。
有分析說，城市流動人口的增加和不斷擴大的吸毒人羣爲“兩搶”犯罪增長提供了潛在案源。隨着市場秩序日趨規範化，農民在城裏尋求迅速致富的可能也越來越小。很多人進城後找不到生財渠道，選擇犯罪技術要求低、犯罪成本低的搶奪、搶劫就成爲一些人奢望迅速暴富的首選。
統計顯示，在城市的刑事犯罪中，外地人口占60%以上。
今年7月17日，公安部召開電視電話會議，決定在8、9兩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打擊搶劫、搶奪等多發性犯罪專項鬥爭”。全國公安民警迅速行動起來，全力投入到了打擊“兩搶”鬥爭之中。廣東各地公安機關有針對性地成立了打擊“兩搶”專業隊。福州市公安局於年初協調250萬元資金購置了50輛裝有J PS衛星定位系統的250CC警用兩輪摩托車，成立了由150名巡警組成的騎警機動隊。該局還專門爲市區基層派出所配備了600輛警用自行車，進行多層面立體打擊防控。
截至7月底，深圳巡警專業隊上路以來，共破獲現行“飛車搶奪”案件27宗，帶破“飛車搶奪”案件91宗、其他“兩搶”案件25宗。福州市共抓獲“兩搶”犯罪嫌疑人274名，破獲“兩搶”案件841起，其中“飛車”兩搶案件360起，每天路面“兩搶”發案數由以前的20至30起大幅下降至7至10起。專項鬥爭得到了羣衆的一致好評。譚老伯住在福州市過去“兩搶”案發較多的福飛路，他感慨地對記者說：“公安局真是爲咱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現在我出門不用再提心吊膽了。”而在去年，譚老伯在路上還好幾次看見歹徒飛車搶奪行人的揹包。
王大偉教授說，“嚴打專項鬥爭”給犯罪分子以極大的震懾，是目前打擊刑事犯罪強有力的武器。但他也同時指出：單純的嚴打是不夠的，必須堅持打防結合。
在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有一個階段政府爲了打擊犯罪推出一項名爲“即將到來的恐懼”的政策。國家制定了300多種死刑，用以嚴懲犯罪，而且政府規定在對罪犯執行絞刑時必須組織市民觀看。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圍觀的羣衆中每次都會混雜很多竊賊，專等執行臺上的罪犯被吊起來的瞬間，羣衆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時，偷走他們的錢袋。
“這是對‘即將到來的恐懼’的極大諷刺，英國政府本來希望抑制犯罪，但反而誘發了更多的犯罪。”
王教授認爲，要抑制“兩搶”犯罪，必須在全社會樹立“打防結合、以防爲主”的觀念。而防，不僅僅是預防犯罪，也包括預防侵害。“客觀上‘兩搶’犯罪在一定時期內不會消失，在這種情況下，提高個體的預防被侵害意識尤爲重要並且也更有效。”
西方有研究證明，當犯罪，特別是“兩搶”犯罪侵害到某個個體時，90%的情況下警察不在旁邊。“把一些行之有效的預防侵害方法教授給羣衆，會讓羣衆感覺更安全。”王教授建議，公安機關在打擊犯罪的同時，應該做大量的宣傳工作，指導羣衆如何有效應對突如其來的侵害，提高自我防範意識。
在英國，警察局就經常免費爲市民提供介紹如何防範突發性侵害的精美印刷品。這些宣傳品非常詳細地指導市民在街上如何測定自己可能被犯罪分子跟蹤、女士挎包如何才能不被搶奪等。例如，挎包要一手相護、緊貼腰間；挎包中不要放家門鑰匙等等。
在日本，大街上很容易買到製作精美的“防侵害報警器”。這些報警器有的可以掛在手機上，有的可以掛在錢包上，平時看上去是非常漂亮的裝飾物，但當遭遇到侵害時，會及時發出報警信號。
有意思的是，這些被日本女孩譽爲“安全守護神”的精美產品多產自中國。
王教授認爲，中西方在預防犯罪上最大的區別是我們重理論，西方重操作。“造聲勢容易，紮紮實實做一些細緻的工作就不一定容易做到，但這些細緻工作在當前條件下對老百姓是有直接好處的。要引導羣衆樹立自警自救和生命第一、財產第二的人本預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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