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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再過一個多星期,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在北京召開。在全國喜迎十六大之際,本報駐英國、意大利、德國的記者分別採訪了一些與中國有過密切交往的外國友人,他們都曾經幾次來到中國,見證了中國幾十年來的發展變化。那麼,在他們眼中,中國到底發生着怎樣的變化呢?
在我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中,我先後四次作爲意大利政府領導人訪問過中國,對中國三代領導人有過直接或間接的瞭解。雖然對他們的瞭解不是很透徹,但說真的,我很佩服中國的三代領導人,在他們的領導下,中國正在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
毛澤東與美國總統尼克松完成的一項重大政治傑作,就是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當時可能美國輿論並不成熟,看不到這一事件的戰略意義,但尼克松總統是偉大的。我沒有與毛澤東有過直接接觸。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84年,不過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到過香港,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在中國特別流行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還有意大利文本的。當時我感到吃驚的是中國與蘇聯的論戰,中國稱“蘇聯比法西斯還壞”。我們當時曾認爲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旗幟下,中國與蘇聯同屬共產主義陣營,不該出現這種現象。儘管我們是北約成員國,但意大利是西歐最早承認中國的國家之一,比美國早三年時間。我一直認爲無視中國的存在是荒謬的,誰也不能想象世界的發展沒有代表世界人口1/4的中國的參加。
在鄧小平時代,中國通過建立合資企業對外開放,這對於當時的中國是一件新事物。中國建立了8個經濟特區,其他地區則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政策。我們有時候喜歡講多元化的民主制度,像我們的議會制一樣。我認爲,一個國家智慧的作法是分階段進行的。比如市場經濟,說起來好像是一種魔法,萬能的。其實一個國家體制的變化不可能在“一日之內”實現。中國還有一個少數民族問題,有56個不同的民族。我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時,李鵬委員長在外地訪問,委託主持宴會的就是一個蒙古族的副委員長(注:布赫)。因此,我常對人說,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不可能一個早上直接發佈一個法令,全國立即就執行一種政策。就好比登山一樣,如果一個人不熟悉,一開始跑得很快,一會兒就不行了。真正的登山隊員是有計劃地分段進行,最後才能登上頂峯。我記得與鄧小平會見時,克拉克西(時任意大利總理)講到要實現民主,更大地開放人權時,鄧對克拉克西講,我不知道你在意大利是否有99%的支持率(注:克拉克西任總書記的社會黨當時在意大利只有12%左右的選票),我儘管有99%的支持率,我還有1100萬人需要去做工作。當然這是幽默的談話,但是,這些觀點值得思考。
在江澤民領導下,中國增強了與世界各國的接觸,這其中不僅是經濟、貿易、投資等項目,還包括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的交流;在我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時還舉行了紀念利馬竇的活動。我擔任各國議會聯盟政治委員會主席,從中國正式開始參加各國議會聯盟的工作後,由於代表團人數按國家人口比例分配,中國代表團是人數最多的代表團,在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常常提出積極的工作建議。
“9·11”事件後,上海舉行的APEC會議上,江澤民、布什、普京穿着中式服裝在一起,標誌着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在提高。今年歐洲實行了歐元,意大利政府贈送給意大利家庭1500萬個里拉與歐元兌換器,這些全是中國製造的,因爲中國的產品不僅價廉,而且質量非常好。▲本報駐意大利特派記者史克棟
前任英國駐中國大使高德年:中國人的日子越過越好
我作爲外交官曾經三次常駐中國,前前後後加起來共有10多年。中國的發展和變化是我親眼看到的,這個變化之大,甚至讓我感到驚訝。
我第一次去中國是1968年,在英國駐華代辦處任職。當時中國正搞“文化大革命”,人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什麼都是定量供應,買糧食要用糧票,買衣服要用布票,還有油票、糖票什麼的。我是外交官,享受特殊待遇,能用外匯券到北京友誼商店去買東西。其實,那時候的友誼商店裏東西也不是很多,但總能買到中國老百姓買不到的一些東西,而且不限量。
1981年,我第二次到北京工作,在英國駐華使館任一等祕書,後又升任參贊,一直工作到1984年返回倫敦。在這段時間裏,我發現中國開始發生變化。鄧小平先生的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經濟得到明顯發展。但是,這條路能不能堅持走下去?當時中國人還缺乏信心,外國人也在觀望,覺得中國的前景還不夠明朗。也就是短短十幾年,當我1997年去北京任大使時,中國就大變樣了。那時候的中國,不僅物資豐富,人們也充滿了自信。當時在倫敦還很少有人用DVD,可我看到許多中國人已經有了,移動電話也在迅速普及。80年代的時候,中國人和外國人交往時,雙方都會感到緊張,可現在,人們之間的交往隨意多了。我在中國交了不少好朋友,他們可以來我家做客,我也能到他們家裏坐坐。我看到他們的生活已是今非昔比:住房寬敞了,裝上了高檔電腦,有的還買了汽車。我們英國大使館的不少中國僱員,就是開着自己的汽車上下班的。
20年多前我在北京時,根本看不到香蕉和橘子,蔬菜品種也極少,北京人主要吃大白菜。現在可不同了,市場上什麼水果都有,包括進口的,各類蔬菜都買得到,價錢都很便宜。商場裏還有各種外國名牌服裝和工業品,一些中國人穿上了法國西裝,是價錢很貴的,連我們外交官都不敢買。
這種變化在中國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去過中國所有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離任前去的最後一個省份是貴州省。雖然那些偏遠地區遠遠比不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但與20多年前相比,那裏的變化同樣是很大的。我多次去上海,我認爲那個城市的人均生活水平差不多要趕上香港和新加坡了。去青島時,我走訪了海爾公司。海爾生產的“白色產品”(英國人把電冰箱、洗衣機、微波爐叫“白色產品”)是世界一流的,目前在英國市場上也很受歡迎。
我任大使期間,來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每年遞增50%,有大學生,也有許多中學生,總共有3萬來人,絕大多數是自費的。這個事實也可以說明,許多中國人手裏有錢了,於是纔有條件把孩子送到國外唸書。
中國有13億人口,能讓這麼多人有吃、有穿、有房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對於中國的領導人,我是很佩服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顯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國經濟的發展超越了西方國家所經歷的某些階段。再過不久,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就要召開了,這次大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意義重大。今後二三十年,對中國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時間,只要中國能按照目前的速度繼續向前發展,中國人民的日子就會過得更好。▲本報駐英國特派記者史宗星
德國工商總會副主席許斯:中國前途不可限量
尼古勞斯·許斯是德國漢堡商會前任主席、現任德國工商總會副主席。20多年來他對中國的熱情始終如一,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至今,他已六次造訪中國。
1980年,我第一次去中國時住在一家很舊的旅館,很少的幾輛出租車在自行車的海洋中如同鶴立雞羣。我所見到的中國人,個個都穿着“毛式”制服,作爲禮品贈給他們的、帶有我們公司標誌的領帶沒法戴。今年5月,我最近一次對上海和北京訪問時,印象正好反過來了,汽車如同海洋,自行車已經顯得有些可憐兮兮的了。中國人的購買力如此之高,西裝已經是家常便飯。走在浦東的街上,感覺真像“艾麗絲漫遊仙境”一樣,眼睛好像都不夠用了。
中國政府在這20多年來採取的改革開放的種種政策,我對此很欽佩。江澤民主席提出的“三個代表”的理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以及適合中國條件的發展戰略,都是十分正確和英明的。所有這些都只能說明一點:目前的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之一,領導能力很強。領導一個國家如同管理一個公司,善於領導就能發展,不善於管理就赤字累累,甚至破產。
中國決定建設世界上第一條磁懸浮鐵路,這是決策者具有戰略眼光的一個例子。因爲這樣一來,中國將成爲世界上第一個擁有建設和管理磁懸浮鐵路經驗的國家。如果將來其他國家要引進德國的這項技術,中國在施工方面將成爲具有競爭力的國家。基於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方面的卓越成就和能力,以及對德中經濟合作的貢獻,今年5月,漢堡商會將十分珍貴的“商會獎章”授予了朱鎔基總理,這個獎以前只向一位外國領導人頒發過。
德國經濟界對中國的發展寄予了巨大期望,因此,漢堡商會也在積極行動,計劃在漢堡港區以150公頃的土地建設一個“小浦東”,專門用於向中國招商;同時,還將設立一個“中國服務中心”,爲前來投資的中國商人,提供從申請居留、辦汽車駕駛執照等一條龍服務。今年9月,漢堡舉行的規模空前的“中國月”活動期間,上海市副市長周慕堯請友好城市漢堡支持上海申辦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我對周副市長說,到2010年你們主辦“世博會”時,那時的中國將成爲發達國家了。
我相信,中國的第四代領導人將會出色地接過接力棒,把中國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事業推向新的高峯。我的女兒上大學選的是漢學,我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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