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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考古學之具備上述定義中所含的性質，是有着相當長的一段發展過程的。從15世紀開始，歐洲新興的資產階級處於上升的階段。他們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也相應地發展了科學、技術和文化。這樣，考古學也隨着各門科學的產生而在歐洲出現。
考古學的出現，有它的歷史背景。首先是歐洲的文藝復興促進了人們對古典時代的語文和美術史的研究，從而開始對希臘羅馬時代的雕刻和銘刻的蒐集。不久又進而對基督教聖地巴勒斯坦地區的古蹟和古物發生興趣，後來這種興趣還擴大到對近東地區的埃及、巴比倫等地的更爲古老的古蹟和古物的尋訪和蒐集。
當時,在西歐和北歐,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瑞典、丹麥等許多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相繼成立。這些國家沒有像希臘羅馬那樣古老的歷史文獻。它們企圖憑藉先民遺留下來的古蹟和古物，宣揚古代歷史，以增進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自豪感。這也是近代考古學產生的原因之一。
地質學和生物學的發展，推翻了《聖經》中關於上帝造人的神話。尤其是到了19世紀中葉，C.R.達爾文(1809～1882)的《物種起源》、C.萊爾(1797～1875)的《從地質證據來證明人類的古老》和T.H.赫胥黎的《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出版使人們懂得人類的出現至少在數十萬年之前，並認識到人類是從猿類演化而來的。於是,史前考古學產生了。它以進化論的理論爲指導,按照近代自然科學的傳統,以嚴格的科學方法從事研究,使作爲科學的近代考古學從此得以成立。
縱觀近代考古學的發生、發展的全部過程，可以按照階段的不同，將它分爲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發展期和繼續發展期。
萌芽期約從1760至1840年。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促進了考古學的成長。當拿破崙遠征埃及時，有研究埃及的學者同行，在埃及尋訪古蹟和古物。作爲戰利品，拿破崙又從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掠奪古物，在法國建立博物館。他派親族統治意大利，並大規模地發掘公元79年火山爆發時被埋沒的龐培城址。特別是拿破崙的部下在埃及發現羅塞塔石碑，碑上的三體文字爲學者們考釋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重要的鑰匙；1822年法國學者J.-F.商博良釋出了這種象形文字,奠定了埃及學的基礎。
另一方面，德國J.J.溫克爾曼(1717～1768)開始利用古代的遺物,而不是專靠古代的文獻,從事歐洲古代史的研究。他以保存在羅馬等地的許多古代美術品爲資料，寫成他的名著《古代美術史》。有的學者稱他爲“考古學之父”，可見他對考古學影響之大，儘管古代美術史並不等於考古學。
形成期從1840至1867年。“三期論”的提出19世紀中葉,考古學終於發展成爲一門嚴謹的科學。這首先應該歸功於史前考古學。由於史前時代沒有任何文獻記載，對史前史的研究必須完全依靠考古學，而史前考古學的發展又推動了整個考古學的發展。1819年，丹麥皇家博物館館長C.J.湯姆森從該館所藏的史前古物着眼,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論”,認爲史前時代的丹麥經歷了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三個時期。不久J.J.A.沃爾索(1821～1885)又進而把“三期論”用於野外古蹟的分期，並以發掘工作中所見的地層關係作爲證明。1843年，沃爾索發表了《丹麥原始時代古物》一書，使“三期論”從此成爲史前考古學的研究基礎。
舊石器的發現和證實上述丹麥的石器時代，只限於新石器時代(因冰川關係，丹麥沒有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對舊石器文化的研究，是從英、法兩國開始的，而法國J.布歇·德·彼爾特在索姆河畔首先發現舊石器，並認定是原始人類所用的工具。1859年英國考古學家和地質學家覈查了布歇·德·彼爾特的發現，確認此地的舊石器是與已經絕滅的動物化石共存的，從而證實了他的學說。1865年英國的J.盧伯克(1834～1913)使用希臘語的詞根，創造了“舊石器”(Palaeolithic)和“新石器”(Neolithic)兩個名詞，以表示兩個石器時代的存在。當時，進化論已成爲歐洲思想界的主流，它爲史前考古學打開了前進的道路。1856年發現的尼安德特人的頭骨化石，不久也被引用爲進化論的物證，徹底否定了上帝於公元前4004年造人的神話。後來，E.A.I.H.拉爾泰(1801～1871)又用古脊椎動物化石作標準，把舊石器時代分爲3期；G.de莫爾蒂耶則用第一次發現的地點作爲各期的名稱。這種分期法和定名法，至今仍爲考古學界所通用。
新石器時代方面，1853～1854年在瑞士境內發現了“湖居”遺址，有着許多保存良好的遺蹟和遺物。後來知道，湖居遺址中除了新石器時代的遺存以外，還包含有銅器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的遺存。1846～1864年在哈爾施塔特的發掘和1858～1860年在拉登的發掘，證實了歐洲的史前時代應包括早期鐵器時代，這兩處地名便被用作歐洲史前考古學中的兩個分期的名稱，後來又成爲兩個文化的名稱。
埃及和西亞的考古工作商博良釋讀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後，引起了歐洲人對埃及的古蹟和古物發生更大的興趣。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國的考察隊到埃及各地調查發掘。在這以前,意大利人G.B.貝爾佐尼(1778～1823)在埃及濫掘古墓，掠取了大量珍貴的古物。到了1859年，法國A.馬裏埃特擔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長，纔對這種盜掘加以控制。他任職30年，主持了30多處發掘，取得了豐富的收穫。
19世紀初年，在波斯境內發現了刻有楔形文字的摩崖石刻。1835年英國人H.C.羅林森(1810～1895)釋讀出貝希斯頓三體銘文中的一種楔形文字爲古波斯文。後來，其他兩種楔形文字也被考釋出來，證明分別爲古埃蘭文和古巴比倫文。古文字學方面的這些研究成果，對西亞地區的考古學研究有很大的幫助。1842年,法國人P.-□.博塔開始發掘尼尼微城址。次年，他又在豪爾薩巴德發現了亞述王朝薩爾貢二世的宮殿址，獲得了大批石刻浮雕和楔形文字的銘刻。1845～1851年英國人A.H.萊亞德也在尼姆魯德和尼尼微發掘出亞述時代的許多石刻浮雕、楔形文字的石刻和泥板。他出版了《尼尼微石刻圖解》和《尼尼微發掘記》，影響很大。但當時的工作水平很低，主要是挖取珍寶，談不上什麼科學性。1850年，瓦爾卡古城址被發現，並進行發掘，雖然當時還不知道它是屬於比巴比倫更早的蘇美爾人的。
希臘羅馬的古典考古學從19世紀初期以降，英、法、德等國的古物愛好者相繼到南歐遊歷、考察，往往將希臘羅馬的石刻浮雕等精美文物運回本國出售，或贈送給博物館。從雅典巴臺農神廟拆下來的浮雕石刻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它是由埃爾金於1816年運到倫敦的,故被稱爲“埃爾金大理石刻”。有的人還發掘了希臘羅馬的古城址和基地，目的也在於攫取文物，不講求工作的科學性。
從1863年起，意大利考古學家G.菲奧雷利改進了對龐培古城遺址的發掘方法。他以恢復這一古城的原貌爲目標，對遺址中的房屋遺存按單元進行全面的揭露，講求層位關係，並將發掘出來的遺蹟保存在原地。在發掘中，貧民的居處和富人的邸宅同樣受到重視；出土物不論精美與否，都被作爲不容忽視的標本。他的這種審慎、周密的工作態度，爲此後龐培城址的科學發掘打下了基礎。
國際考古學會議的召開作爲近代考古學形成的重要標誌，1866年在瑞士召開了第一次“人類學和史前考古學國際會議”。這使得考古學作爲一門科學，在國際學術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認。到1912年爲止,這個國際會議共開過14次。1932年改爲“先史學和原史學國際會議”，在英國首次舉行。它的第11次會議定於1986年在英國舉行，屆時還將加上“世界考古學會議”的副標題。1867年在巴黎舉辦的規模宏大的世界博覽會，其中有一“勞動歷史陳列館”，以史前時代的勞動工具爲主要陳列品。莫爾蒂耶負責歐洲各地標本的選定和陳列，馬裏埃特則負責埃及考古學標本的選定。這樣，考古學在廣大羣衆中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成熟期約從1867至1918年。這時期考古學的研究出現了空前的興盛局面。這主要表現在類型學的發展和史前考古學的系統化，自然科學的方法被應用，田野調查發掘工作開始科學化，近代考古學從歐洲、北非、西亞普及到東亞和美洲。
類型學的發展和史前考古學的系統化前一時期開創的類型學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顯著的發展，主要是劃分器物類型的工作更爲細密、準確了。除了按照形態的變化把器物排比成“系列”以外，還根據出土的地層關係來確定系列中各器物類型的年代先後；排比不限於某一種器物，而是將許多不同種類的器物分別排比成系列而互相參照。經過排比之後，各種不同類型的器物組合往往可以代表某一考古學文化。在類型學研究的基礎上，1912年步日耶把上舊石器時代調整爲3期,連同下舊石器時代的3期,將舊石器時代一共分爲6期。他的“六期說”體系被考古學界長期沿用，但後來被證明這隻適用於歐洲。1892年，A.布朗提出在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間應有一個過渡期，稱爲“中石器時代”(Mesolithic)，但這一術語到20世紀20年代才被逐漸採用。
瑞典的O.蒙特柳斯繼沃爾索之後，大量使用比較考古學和類型學的方法進行研究，並將類型學的理論加以系統化。從1885到1895年，他把北歐的新石器時代分爲4期，青銅時代分爲5期。這時，早期鐵器時代的哈爾施塔特期和拉登期2期被進一步確定下來。這樣，從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歐洲史前考古學的整個體系得到了確立。法國學者J.德謝萊特(1862～1914)於1908至1914年出版的四卷本《史前考古學手冊》，總結了19世紀至20世紀初葉的史前考古學成果。
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和史前考古學的絕對年代在史前年代學方面，這一時期已開始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例如，20世紀初,地質學家把歐洲的地質年代確定爲4個冰期和3個間冰期(見第四紀地質學)。於是,考古學家把舊石器時代文化與冰期、間冰期的劃分聯繫起來，進行分期。各冰期的絕對年代最初是根據地層的厚度來推測的，極不可靠。1910年瑞典德耶爾(1859～1943)提出了季候泥層分析法，判定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泥層的絕對年代可以上推到1萬年左右。不過這一分析法的應用只限於一定的地區，而且必須將考古資料與地質年代學的泥層聯繫起來，才能判定。此外，蒙特柳斯除了就歐洲青銅時代的相對年代進行分期以外，1904年還對各期的絕對年代作過推測。
考古發掘工作的科學化在這一時期中，考古學最重要的發展是發掘方法的改進。可以說，真正的、科學的考古發掘，是從這時期開始的。首先是明確了發掘的目的不是爲了挖寶，而是要把地下的古蹟和古物揭露出來，瞭解它們原來的位置、佈局和後來的變化，這樣就可以使由於時間的推移而被灰燼和泥土掩埋起來的人類的歷史得到重視。
19世紀後期，德國和奧地利的考古學家在希臘和意大利發展了考古發掘的技術。在龐培古城遺址，意大利的考古學家進一步發展菲奧雷利的發掘方法。在近東，1870年以發現荷馬史詩中的特洛伊古城而著名於世的H.謝里曼，除了在發掘中採集全部遺物並注意地層關係以外，他還要求充分做好包括繪圖、照像在內的各種記錄，迅速整理資料，及時發表報告。英國的F.皮特里在埃及的發掘工作中，更講求發掘方法的科學化，他於1904年寫出《考古學的目的和方法》一書，總結了自己的工作經驗。在英國，皮特里的前輩A.H.L.-F.皮特-裏弗斯則被視爲科學考古發掘的創始者，早在1880至1900年，他便已用上述的科學方法在英國克蘭伯恩蔡斯地區發掘居住址和古墓。這樣，考古學也就被承認是利用實物的證據以探索古代人類歷史的一門科學了。
歐洲、北非、希臘和近東地區的重要新發現這一時期的考古新發現，解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首先是從1875年起，在法國和西班牙境內陸續發現舊石器時代的洞穴壁畫，它們與洞穴中的象牙或獸骨的雕刻品一起被稱爲“洞穴藝術”或“舊石器藝術”。1894～1895年皮特里在埃及涅伽達發現王朝時代以前的墓地，後來經過他的分期排比，列爲第三十期到八十期，其中第七十六期和七十七期相當於歷史時代的第一朝，從而使得史前文化和歷史時代的文化銜接起來。在希臘和小亞細亞方面，由於謝里曼在特洛伊城址、A.伊文思在克諾索斯城的發掘，把希臘的歷史從古典時代上推到傳說中的“荷馬時代”，又進而追溯到史前時代。關於小亞細亞東部和敘利亞北部的赫梯帝國，過去雖曾發現過石刻浮雕和銘文，但到1888年才由A.H.塞斯(1845～1933)證明它們是屬於赫梯人的，並初步考釋出赫梯的文字；德國人發掘赫梯國的首都哈吐沙，發現了數千片前14世紀的泥板文書，捷克斯洛伐克的B.赫羅茲尼考釋出赫梯語的楔形文字，並將泥板文書翻譯出來。在兩河流域，1874年泰洛赫遺址的發現，證實了這裏的遺存屬於蘇美爾人的文化。此外，德國人1899～1914年在巴比倫古城和1903～1904年在亞述故都阿蘇爾城址的發掘，由於成功地清理出用土坯砌成的牆壁，還利用探井法搞清地層，使這兩座都城的部分面貌被清楚地揭示出來。
考古發掘工作擴展到新地區──美洲和東亞在這一時期，歐美的考古學者還到中美和南美各地進行調查發掘。第一次大規模的發掘，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在洪都拉斯的科潘地方的馬雅文明遺址進行的，1896年發表了正式的發掘報告。德國的M.烏勒，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一直在祕魯的帕查卡馬克進行發掘，他的發掘報告於1903年出版。
在中國，帝國主義者爲了凱覦中國的領土，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紛紛派遣探險隊到新疆，搞考古調查、發掘，以掠取古物。東亞的日本，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爲開端，逐漸發展成爲資本主義國家，受歐美考古學的影響，也開始在國內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日本和俄國還派人在中國的東北地區進行掠奪性的考古發掘。當時中國的考古學界，還停留在金石學的階段，沒有人到野外去做考古發掘工作。
發展期從1918至1950年。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的考古研究工作很快就恢復開展起來,使考古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有更多的考古新發現，更重要的是在理論方面有了發展和提高，調查發掘工作更加科學化，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法廣泛應用，考古工作在地域上進一步擴大，成爲世界範圍的考古學。
理論方面的發展和提高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蘇聯考古學家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從事研究，使蘇聯考古學的面貌爲之一新。西歐的學者也相當重視理論。尤其是英國的V.G.柴爾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前一時期在考古學界佔統治地位的湯姆森的“三期論”(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這時遇到了L.H.摩根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另一種“三期論”(矇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的挑戰。後者是按照人類社會文化的發展階段劃分的，被蘇聯考古學界以及柴爾德等西歐的考古學家所採用。但湯姆森的“三期論”仍然有它一定的作用，所以並沒有被國際學術界所拋棄。
更爲重要的是，作爲考古學的基本概念之一，“文化”代替了“時期”;從前的所謂“阿舍利時期”、“莫斯特時期”之類，這時都改稱“阿舍利文化”和“莫斯特文化”等。這主要是因爲考古學的“文化”有地域上的侷限性，一種“文化”不能代表世界範圍內的一個時期,各種不同的“文化”往往在同一個時期中並存,實際上是各自代表具有同樣文化傳統的共同體。明確了考古學“文化”這一基本概念之後，考古學研究就必須有更多的資料和對資料更爲精細的分析，而研究的結果就能更符合於客觀的實際。柴爾德在20世紀20年代發表的《歐洲文明的黎明》、《史前時代的多瑙河流域》和《遠古時代的東方》等著作，便是運用考古學“文化”這一正確的概念進行廣泛、深入研究的傑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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