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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領導、各位姐妹：
1995年從天津醫科大學畢業後，我一直在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呼吸內科工作，99年做研究生課題時在ICU，也就是重症監護病房。2001年碩士畢業之後，成爲了一名專職的ICU主治醫師。出於職業的敏感，從今年2月起我就開始關注SARS的成因、傳播和治療的有關問題。4月22日當我得知需要ICU醫生增援抗“非典”醫療隊時，沒有片刻停留和遲疑，我不假思索地說：“我去”。這樣我就報名參加了衛生局組織的醫療隊。
當時我愛人手術後還未康復，正在家中休養，每天我要給他消毒換藥。可他堅決支持我進駐紅區，他說你年輕，身體好，家裏又沒有小孩，應該事先去支援，不用惦記我，我可以自己換藥。我很感動，也很感謝他，是他的理解和支持幫助我義無返顧地走上沒有硝煙的戰場。4月24日深夜11點，我接到領導的電話，武警醫院一名醫務人員因感染SARS病情危重，正在搶救，需要ICU醫生參加救治，準備於4月25日上午進駐武警醫院。4月25日凌晨1點，衛生局領導再次打來電話，因該患者病情加重，需要馬上進入武警醫院指導治療。接到電話後，我將連夜趕寫的入黨申請書交給愛人，囑咐他轉交給醫院黨委，就立即默默地趕赴武警醫院。
我進紅區是瞞着雙方父母的，爲了不讓老人們擔心，我愛人也幫助我隱瞞進入紅區，上了一線的消息。我們科室的同事也幫助我打掩護，每次父母打電話，他們或者說我去其他科室會診，或者是去放射科借胸片等等，因爲他們都知道，我父母都患有高血壓，長期服用降壓藥，我母親更是患有腦梗塞，我公公去年診斷出系統性紅斑狼瘡，現在還在服用激素治療。其實我知道，這有可能是短暫的分別，也有可能就是永久的分離，但現在是人民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救死扶傷是我們的天職，我只有衝上前，才能讓更多的父母不爲他們的兒女擔心，才能讓更多的家庭充滿歡聲笑語。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可是當時，我們對SARS還知之不多，知之不清，但我們面對患者的生命，領導的信任，更要做到百戰不殆。我面對的多是重症SARS患者，他們大多數都需要應用呼吸機進行治療，可以說是病區最危險的崗位之一。一位與我共同工作5天的武警醫院的主任和一位年輕的護士就病倒在崗位上，從給病人治療一下子變成了被治療的病人。看到身邊的同事一個又一個倒下，我真的是很爲他們難過，爲他們擔心，但我也知道，這時就更不能恐慌。看着一張張渴望生命的面龐，望着一雙雙求救的眼神，我下定決心，一定要用生命點亮生命，用力量傳遞力量，用自己的醫學知識和經驗幫助他們戰勝SARS。這樣想就讓我忘記了隨時都有可能被感染的危險，每天都從容鎮靜地穿梭在重症患者身邊。多少次只要病人需要，不論是休息時間，還是正在吃飯，只要聽到召喚，我就以最快的速度穿上隔離服，馬上趕赴現場。
一天半夜三點，另外病區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呼吸困難，需要上呼吸機。而該病區的負責醫生又不會使用，給我打來電話求助。我安排好自己病房的情況後，匆匆跑到樓下，爲老人戴上呼吸機並調節好呼吸機設置。經過觀察，老人情況平穩了，我又立即氣喘噓噓地跑上六樓回到自己所在的病區。在我工作期間經手治療的23例SARS患者無一死亡，我用知識和忠誠向黨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2003年5月8日下午3點，我的火線入黨儀式在武警醫院紅區內舉行。隔離區內的黨員、入黨積極分子和醫護人員爲我佈置了一個簡樸的會場，寫有“抗擊非典火線入黨儀式”的紅色條幅懸掛在肅靜的病房樓道內，會場的氣氛莊嚴凝重。武警醫院隔離區外還組成了分會場，我們醫院黨委書記、副書記和臨時黨總支書記代表院黨委宣佈了批准我火線入黨的決定。面對鮮紅的黨旗，身着隔離衣的我舉起右手向黨宣誓。那一刻，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
經過休整，我圓滿完成了抗擊SARS的任務，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通過這次紅區的難忘經歷，我更深地體會到來自社會各屆對醫務人員的關心和鼓勵，體會到萬衆一心，抗擊非典的決心和戰勝非典的信心。在這次抗擊非典的工作中，我只是盡了我應盡的職責，做了年輕人爲國家和人民應做的工作，黨和國家卻給予我很高的榮譽。我要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到平凡的工作中，不辜負黨和人民對我的殷切期望，展示全市400萬姐妹的靚麗風采。
我的彙報完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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