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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6日廣東發現首例非典病人，隨後的國內疫情形勢嚴峻，憑藉幾十年從事流行病學工作的經驗和職業敏感性，年初我對防病中心的全體工作人員提出了要高度警惕非典型肺炎的傳播的要求，主動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
作爲一名共產黨員，懷着對黨和人民的無限赤誠，以高度的責任感，我願肩負起最艱鉅的重擔。4月下旬，武警醫院出現首例輸入型病例，疫情形勢急轉直下，一場抗擊非典的戰鬥終於打響了！接到報告，我立即帶領同事們趕到武警醫院開展流行病學調查。整整用了16個小時的時間，查清橫跨京津冀的107名密切接觸者。因爲其中有7位河北省人，我立即令人火速通知河北省防疫部門，有效地控制了三地的疫情。
疫情的來勢兇猛，我把辦公室搬到SARS信息指揮中心內，親自指揮這場戰鬥。4月21日早8點，我承擔的天津市第一個SARS流行病學調查報告完成。
我還親自參加第一個區縣疫情報告體系的檢查，親自抽查了第一個醫院的發燒門診疫情報告資料。我還親手設計流行病學調查規程和個案調查的“傳播樹狀圖”不但明確標出了傳染源的源頭，而且理清了每一個傳染源源頭涉及的各層次的每一名接觸者。
作爲衛生防病中心主任，身爲全市預防和控制SARS的組織者與指揮官，我也承受着一般人難以想象的精神壓力和工作壓力，深知身上擔子的沉重，不敢有絲毫的鬆懈。作爲領導，我必須站在最前面，處事果斷，臨危不亂，凡是我看準的事我就敢幹，我敢對我做過的每一件事負責。
高強度、超負荷的工作，使我身體嚴重透支，兩次發燒，一次冠心病發作，正值抗非關鍵時刻，躺在病牀上，我也要堅持審閱患病人數變化疫情報告，一直幹到深夜。燒一退，馬上拖着虛弱的身體返回前線，一干又是十幾個小時。一天中午正對年輕防病人員進行有關疫情調查的悉心指導時，工會主席發現我由於缺氧，口脣發紺，借來氧氣瓶，強制套在脖子上，逼着我吸氧。還未吸1分鐘，緊急電話就到了，飯也沒吃，我又立即趕到市裏彙報工作。在那段緊張的日子裏我經常到市政府或市衛生局開會，有時甚至一晚上連續開六個會議。一次市政府彙報會上，我的心臟病犯了，臉色蒼白，直冒冷汗，話都說不出來。看着一下子瘦了幾十斤的我，女兒心痛得直掉眼淚，哭着說：“防治非典沒有您也行，可我只有您一個媽媽……”我教育女兒：“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是黨培養出來的，大敵當前，我能退縮嗎？況且，這也是對我學識、智慧、意志、責任心的考驗啊！”
黨員、領導這幾個字寫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它不單是頭上的光環，更意味着責任。只有用自己的行動忠實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才能無愧於偉大的黨、偉大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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