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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瞭望》週刊文章援引相關統計說，全國檢察機關每年受理職務犯罪案件舉報線索中都有一批辦不下去的，近五年中職務犯罪案件流失約有萬餘件。其中線索不能立案和部分案件流失的關鍵因素是：人們普遍感受到的、危害社會的腐敗行爲，恰恰是法律無法干預的。
《瞭望》週刊文章將這種腐敗的另類表現形式稱作“邊緣腐敗”行爲。文章還列舉了“邊緣腐敗”的十種表現：
利用權力的交換和互助牟利。比如部分掌握經營國有資產權力的幹部，不直接利用自己的權力獲取利益，而是與另一權力人達成默契，以互派第三者(通常是親戚或朋友)至對方處並相互予以關照牟利的方法，進行權力交換。通過第三人的參與轉移公衆視線，規避有關法律或規定，將非法利益合法化。
利用權力的“繼承”或“轉移”牟取私利。個別曾經掌握權力的幹部，雖然離開了領導崗位或特定的崗位，但其在離開之前，按組織程序，事先安排對自己感情深、關係好的下屬或親屬的職務，雖無名義上的職權，但卻擁有足以利用的資源、方便和間接權力繼續爲自己或他人謀取非法利益。
利用權力向親友輸送實質利益並自己間接獲利。一些掌握重要的政府權力(通常爲發包、招標、批證權力等)的幹部，本人不直接進行這種交易或經營這一業務，而以親戚、朋友的名義設立公司、企業，專司該類經營，或者讓其在國有公司、企業裏擔任重要職務的親戚、朋友承接項目，自己則利用職權密切合作，給予實質性利益，使親戚、朋友獲利，反饋給他。
利用權力和政策廣結關係網並牟取私利。部分幹部針對法律或政策明確規定某一行爲的允許度(如國有公司企業負責人可每年用於業務所需的接待費用等)，用足政策，鋪路搭橋，結關係網給關係人送禮、送物，美其名曰搞好橫向、縱向的關係，有利於工作的開展，爲以後的非正常利益的獲取奠定基礎，或通過他人以其他形式回報給他。
利用集體決策牟利並規避個人責任。個別國有企業的領導成員利用法律對單位犯罪規定的侷限，明知以個人名義作出某種決策會觸犯法律，便互相勾結，以集體決策的形式，謀取非正常利益。事後又以集體決策失誤爲名，使法難責衆，避免個人承擔責任。
利用權力“期權”牟利。有些掌握權力的幹部，明知其權力擁有的短期性和價值性，爲了規避法律得到某種利益，爲自己鋪設後路，實行權錢的延期交易，不直接向請託人收取現實利益，而與請託人達成交易，由請託人先代爲保管某種利益，在其離開現職崗位後再合法地收取，比如退休、辭職後再合夥等。
利用內部信息牟取暴利。部分政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先於一般公衆掌握足以爲個人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信息，並暗中出賣或利用這些信息，由自己的親戚朋友進行投資、操作，獲取由於國家法律或政策等發佈的時間差所帶來的信息優先的利益。
利用合法程序任人唯親。個別掌握權力的領導幹部，爲了使自己的親信被任用，在選拔幹部時，通過有選擇地聽取意見、劃定範圍、預設標準等方法，排除他人競爭的可能，使預定的人員在看似平等的形式下，通過正常的程序和合法的形式任命，實現抱成團、互相靠，爲小團體謀利益。
濫用自由裁量權爲他人或自己牟利。目前我國法律和規章中除了許多規定都冠以“應當”和“必須”等強制性的詞，但也針對許多特殊情況，設定了“可以”等司法和行政執法人員可以自由裁量的權力。法律和規章中設定“可以”的目的，是爲了更好地體現公平，維刑法規定的貪污、賄賂、挪用公款以及濫用職權等罪名，僅是腐敗行爲發展到犯罪程度的極端形式，檢察機關在實際辦案過程中發現，腐敗行爲更多的是在日常的管理活動中以另類形式表現出來的。儘管這些另類表現形式在法律上沒有規定爲犯罪，有的甚至連黨紀政紀也對之無奈，然而普通百姓卻在生活中確確實實感受到其大量的存在。這種腐敗的另類表現形式，最終會導致普通百姓對現職崗位幹部的不信任，對法律及規章制度和施行的不信任，進而發展到對黨和政府的不信任。重視和解決腐敗的另類表現形式，是預防腐敗基礎性工作，切不可疏忽。護當事人的實際利益。但也被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利用，爲關係好的人謀取非正常利益。
利用職務消費黑洞大肆牟利和享樂。一些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充分使用因工作需要而配備的小車、電話及其他用品，爲個人的利益服務，即所謂“鈔票不多，含金量高”。吃喝玩樂都能報銷。許多百姓無奈地感慨，現在許多國有公司企業的領導按他們集體討論出來的規定，每月可享受的訂報費用就是普通百姓一個月的收入。
《瞭望》週刊文章指出，“邊緣腐敗”的危害極大。
危害之一，破壞社會正義與公平。一般而言，腐敗行爲可以分爲兩個大類，一類表現爲“違反規則”地提供服務，另一類則是“符合規則”地提供服務。後者正是人們可以明顯感受到，但法律又難以懲治的邊緣腐敗。法律的滯後性決定了它不可能對這些邊緣腐敗行爲進行及時的制裁，但這種邊緣腐敗行爲所帶來的利益是客觀存在的，對社會再分配的干擾也是直接的，這些在物慾驅使下，利用現行法律規章失範來達到自己目的的行爲顯然破壞了社會正義與公平原則，爲更多人蔘與的廣泛的腐敗悄然埋下了伏筆。
危害之二，引誘任何掌握權力的官員濫用權力。現實生活中，人際關係在利益實現中的重要性，驅使邊緣腐敗行爲在法律和制度允許的範圍內，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而其不受法律制裁的“優勢”，引誘人們不斷墜入其中。
危害之三，邊緣腐敗是法定腐敗的先驅，它是腐敗犯罪的經驗原型。儘管從個體看，其邊緣腐敗本身所瓜分的社會利益並未達到法定製度的程度，但羣體的邊緣腐敗的絕對數量的增大對整個社會秩序和利益的破壞是不可低估的。
危害之四，衆多的無法用法律制裁的邊緣腐敗行爲的發生，難免會造成社會道德評判標準的變異。久而久之，在幹部中特別是剛上任的道德操守仍較好的年輕幹部就會認爲這種行爲並不是罪惡，反而抱以一種“寬容”，無形中減輕了道德的壓力，進而減輕了腐敗者的內心恐懼與自我譴責，客觀上形成了對腐敗的縱容。同時，在錯誤的觀念支配下，許多人不知不覺成了腐敗風氣的支持者與參與者，無論是出於對腐敗的反抗還是報復，一些人開始不把腐敗當成腐敗，不把醜惡當成醜惡，痛恨腐敗又容忍腐敗，甚至身受其害仍助紂爲虐，使社會的道德評判標準畸化。
任何嚴密的法律都必然會授予執行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權，這是法律實現個別正義所必須的。同時，這種自由裁量權也會成爲腐敗滋生的溫牀，在許多國家，“公務員一般都有利用職權中飽私囊的潛在傾向”。
文章認爲，對於邊緣腐敗的治理，僅以法律治標顯然是不夠的。
首先應將內部監督轉爲外部監督。完善黨的組織範圍內的監督的擴張力應放在外力監督上，將內部監督轉化爲外部監督，充分建立民主機制。一方面是進一步抓好政企分開、官商分離、黨政分離，解決好監督權分權、各種監督權相對獨立的問題，從制度機制上杜絕腐敗的滋生。另一方面，進一步擴大政務公開，增強透明度，公佈有關法律和政策，公開政府機關的職權範圍、辦事程序和結果，公務員的紀律要求等。擴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意識，對涉及羣衆切身利益的部門和事務要實行公開辦事制度。走出傳統的行業體系，將國家無法做的交由非政府組織完成。將非國家權力的社會功能納入法治軌道，成爲國家權力的重要補充。從利益機制上堵塞漏洞。
其次要不斷完善職業道德操守。治理和控制幹部中的邊緣腐敗行爲，更多應以道德要求和行政規範要求的形式出現，逐步建立健全一些指導公務員廉潔自律的明確規定，使之成爲某一行業入行的先決條件和個人的必備品行。如對官員收受饋贈或禮品、兼職或從事第二職業、親屬迴避制度等，都應是國家公職人員應知應行的規範。作爲行使政府權力的公務人員，其道德標準應當明確、清楚並以一定的行業規範形式表現出來，使其知道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標準，以及社會能夠接受他們行爲的界限。不是簡單地羅列禁止從事的行爲，而是積極的正面的提倡與要求，使行業性的規範以及特殊的倫理、道德要求成爲指引行爲、紀律約束的內在自發的切身要求。
三是實行黨紀政紀處理的判例化。相對於法律的穩定與嚴密性，黨紀則更具靈活性與適時性。因此，應及時地結合社會發展的要求，制定切實有效的黨紀規範。科學地加強對黨員幹部行爲的考評，在法律真空的情況下，制定管用、必要的紀律，保障政府官員的主流行爲不失範。尤其保證有職務的官員在黨紀政紀的約束下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是控制邊緣腐敗的重要一環。同時，黨紀政紀的執行上，走出僅用法條的傳統處分形式，以更爲民衆所易接受和示範的判例形式，公開處理典型違紀案件，擴大黨紀政紀約束的社會與公衆效應，無疑是與法律相統一、相協調、相補充的較好手段。四是抓緊構築誠信的道德文化。在依法治國的同時，切實領會以德治國的精神實質，提高全社會的思想道德觀念，讓公衆瞭解並認識到腐敗的危害，自覺地參與到反腐敗之中，真正做到“道德內省，制度外束”。中國是一個重名譽、講體面的國家，加大輿論監督力度，對腐敗行爲曝光，對腐敗者的名譽予以重創，可以有效加大腐敗行爲的道德成本，以淨化靈魂，來解決單純的清除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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