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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波之後的大午集團如何走出融資困局,孫大午一臉茫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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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大午，在路上 |
孫大午出來了，但迷霧依舊籠罩着前方的路，他看不到盡頭。
作爲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民營企業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奔馳，但以融資難爲代表的現實生存環境卻始終像一塊無法掀翻的巨石，牢牢禁錮着這種向上生長的力量。
於是，作爲金融市場上的民間先行者，孫大午開始了他頗具挑戰性的融資實驗，直到被抓……
這不僅是孫大午個人的悲劇，也是民營企業這個羣體的無奈，更是一個法律的尷尬。
11月6日，華北降溫。地處河北腹地的徐水更是透着一股令人隱隱作痛的寒意。
大午歸來
在大午學校的階梯教室，孫大午正以大午學校校長的身份參加學校全體教職員工會議。這是孫大午在5月27日離開大午集團之後，首次參加這樣的會議。
“在這裏有許多新來的老師可能是和我第一次見面吧。”經歷五個月的牢獄之災後，坐在主席臺上的孫大午感慨頗多，不過和10月31日一回來就直奔大午學校且其間兩度落淚的激動情形相比，此時的孫大午已經進入了校長的角色之中。坐在其身旁的幾位大午中學的副校長則因爲他的歸來而略顯振奮。在許多老師眼中，身穿校服的校長要比五個月之前瘦了許多。
會議中，副校長們先後上臺發言，向孫大午彙報了過去幾個月學校的發展情況：在今年高考中，大午學校的綜合指標在保定地區的普通高中排名中位居第三，而中考也進入了保定地區的前八名。不過，受案件影響，大午學校各個學部的招生工作和學校教學工作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其間一位副校長在發言中欲引用最高法院的相關文件來證明大午集團的代辦存款行爲並不違法，卻立即被孫大午制止。因爲“許多事不是現在就能看清楚的，而且我們已經接受了法院的審判結果”。
在聽完工作介紹之後，一直沉默不語的孫大午開口第一句就是要求學校儘快將因他拘留而停辦的學報恢復出刊，並且進一步嚴格學校各項措施。“目前學校的規模可以容納3500名學生，而現在只有兩千多名，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會議的最後，孫大午並沒有忘記給大夥鼓勁，“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啊。”
話雖如此，孫大午很清楚，要想讓現在的大午集團重新回到過去的發展軌道，並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許多事情正在等待着他去理出頭緒。此時，後於孫大午被拘的孫二午、孫志華和大午集團在三個村的代辦員仍在拘留之中。回來的和未回來的，讓大午集團的員工們臉上透着一種複雜情緒。
融資困局
對於向村民借貸，孫大午始終保持着沉默。但沉默中映射出來的卻是一種無奈與茫然。
剛剛忙完學校裏的事，孫大午便馬不停蹄地趕到了學校對面的那間簡陋的辦公室接受記者採訪。“許多事情並不是現在就能看清的。還是以後再說吧。”孫大午始終重複着學校時的那句話。一個半小時的採訪，孫大午給記者留下惟一印象的就是因爲被拘而導致的身材上的變化。除此之外，還多了幾分迷茫。
大午集團從1985年兩萬元起家至今，除了得到過兩筆總計430萬元的貸款之外，再沒有從相關部門貸到一分錢，其間大午集團的貸款申請向金融部門遞交數次，均石沉大海。究其原因，孫大午自己亦不能講出個究竟。由於不能從銀行獲得貸款，爲了保證企業實現可持續增長，大午集團開始通過向周圍村民借貸的方式籌集資金。自1998年以來所吸收周圍村民的存款至今累計數千萬元。正是這些龐大的資金供給支撐着這個農民企業從1985年的1000只雞和500頭豬起步，直至1995年被國家工商總局評爲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的第344位，大午集團的資產總規模達到上億元。
長期逡巡於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之間的大午集團終於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
今年5月27日上午，正在主持集團一個會議的孫大午接到原徐水縣一位政協領導的電話，對方在電話中稱，新任縣委書記要請他吃飯，一直和相關部門關係頗爲疏遠的孫大午亦覺得這是一個溝通的良機，遂馬上答應赴宴，但孰料一去便不復返，徐水縣公安局隨後趕到大午集團將孫大午的二弟，大午集團副董事長孫志華、副總經理田士宏以及財務處長盧志英帶走，而正在外地考察的大午集團總經理孫二午以及副總劉平聞訊後在趕往公安局的途中亦被當地刑警帶走。與此同時，大午集團在三個村的存款代辦員先後被當地警方帶走，孫大午之妻劉惠茹當天即下落不明。
孫大午案由此進入人們視野，進而因爲其種種與衆不同之處，迅疾成爲媒體關注的焦點。學界、業界精英紛紛通過各種方式予以問候，當初在中科院門房起家、其間頗多坎坷的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柳傳志更是親自致信鼓勵孫大午：“希望你在這個時刻一定要穩住陣腳，不要因此亂了方寸，我在當年創業時也遇到了許多的困難?穴雖然沒有你現在所遭遇的困難大?雪，但是都挺過來了。只要你保持你的這種奮鬥精神，就一定能渡過難關。
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10月30日，徐水縣法院一審以“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罪”判處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憑此判決，孫大午終於重獲事實上的自由。“這種結果的確已經來之不易，對於孫大午本人是比較理想和圓滿的結局了。”孫大午辯護律師、北京京鼎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星水隨後亦表達了對此案件的看法。
對於這一審判，孫大午並沒有太多的興奮，如何讓仍在獄中的兩個兄弟和三個代辦員儘快出來，還有現在仍在外地的妻子劉惠茹早日光明正大地回家，大午集團經此風波之後能夠走出融資困局？這些纔是孫大午目前最爲揪心的事情。
“事情正在朝好的方面發展，應該會很快了。”孫大午表示，對於被拘人員的釋放問題，他個人還是比較樂觀的。
剛性大午
頻繁地曝光於媒體之上，孫大午顯得有些疲乏，“到現在爲止，我也不知道究竟因爲什麼，許多事並不是現在就能看清楚的，許多年以後再回頭看也許會有答案的。”想到這裏，孫大午極其熟練地點燃了一支香菸，“在監獄五個月什麼都沒學會，就學會抽菸了。”已經戒菸很長時間的孫大午自我調侃道。回到大午集團的這些日子，孫大午幾乎每天都抽掉一包多煙。
而對於爲何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突然被拘，孫大午顯得十分茫然。此前坊間普遍流行的“因爲沒處理好關係，當地有關部門欲藉此事聯手‘做’大午集團”的說法，在徐水也有着廣泛的市場。“孫大午這次出事很大程度上和這有關係。”徐水一位知情人士在得到記者不署名的承諾之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由於大午集團一直都在按着自己的原則辦事，這種充滿剛性的行事風格讓諸多部門感覺不適。不僅如此，大午集團還數度因爲對有關部門的處罰持有異議而訴諸公堂，“幾次都因爲不能和對方調和，當地政府不得不出面協調。爲此他們捱了不少整……”對於此前大午集團的諸多經歷，這位人士宛如眼前。在記者的隨後調查中亦瞭解到不少類似事件，孫大午平日行事風格在其間應能體現一二。
其一：1998年，一地方主管領導帶着孫大午赴京參加一個由國務院高層主持的會議，會議期間，孫主動要求發言。面對諸多領導，孫大午直陳“三農”問題以及對相關體制建設的看法，此舉令一旁的地方官員滿頭大汗。會後該領導對孫拋下一句“這是我第一次帶你到北京開會，也是最後一次。”言罷，拂袖而去。
其二：每年的保定市“兩會”上，身爲人大代表的孫大午總是受人關注的焦點，不僅會前相關部門會對其仔細叮囑，會中亦會派專人坐其左右。
孫大午本人亦在今年三月北大的一次演講中首次將過往經歷進行總結，且對自己此前種種行事方式精闢歸納。孫在此次演講中這樣表述自己“……我學過四年語言文學，學過三年法律，打了十幾年的行政官司，和土地局、稅務局和工商局打官司，不用請律師。死裏逃生，可彰而不可學，沒有代表性。”由此，也能窺見流傳在坊間關於“孫大午案”的諸多版本並非全無可信之處。
但孫大午認爲，事情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之間的關係一直就挺好的，相信這次事件之後會更好的。”孫大午若有所思地說道。
迷途大午
儘管如此，但孫大午仍然對由於自己被拘對大午集團產生的影響充滿了憂慮，“今年公司預定的銷售目標很可能將會受到不小影響。”對於集團今年的銷售情況，孫大午並不樂觀，作爲當事人，他更明瞭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給他、給員工、給企業帶來的後果。走出大午學校的階梯教室，往左一拐就是已經停建的圖書館大廈，這座只有框架的建築在大午學校其他幾座漂亮的教學樓的映襯下，顯得格外刺眼。學校的工作人員說，這座樓是和國外教育機構的一個合作項目，原本計劃今年完工，但自從董事長被拘之後，工程便停了下來，建築隊隨即也解散了。此外大午學校今年的招生情況同樣不令人樂觀，小學今年只招了不到10個新生。
“原來家長們都搶着把孩子往這裏送，但自從董事長出事之後，許多家長的態度便開始轉變了。”談起以往幾個月的情形，大午學校的一位工作人員頗爲難受，從1998年大午學校開始創辦，這位工作人員就一直呆在這兒。他說，這些年由於教學水平不斷提高，而且每年平均一千多元的收費遠較周邊同等學校幾千元的收費低廉，因此大午學校每年的在校生都呈幾何級數往上漲，在校生已經從最初的幾十人增加到現在的2200人，“其中還有不少北京的家長也慕名將孩子送到了這裏。”
據大午集團副總劉平介紹，從創辦到現在，大午集團一共向學校投入了3000多萬元。“經過幾年的發展，目前學校已經基本實現扭虧。”對於外界對大午學校的種種猜測，劉平如是迴應。更讓大午集團心存感激的是，在過去幾個月中，許多人一直擔心的擠兌現象並沒有出現。
這位已經在大午集團工作了十多年的副總坦言，董事長突然被拘給學校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同樣存在於大午集團其他的子公司中，因而這種影響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也在過去幾個月中釋放了出來，由於賬號被查封，沒有錢購買原材料，大午飼料廠的生產曾經一度中斷，後來也是靠銷售庫存產品的資金維持小規模生產。大午葡萄發展有限公司的情況也是如此，大午集團的一位司機說，和去年相比，大午集團今年葡萄銷售一落千丈，“去年許多人都是在葡萄園等着裝車。今年，由於董事長被抓了，大家都不來進貨了。”大午集團的其他幾個分公司，如養雞場、食品公司五月份以來的銷售情況也大抵如此。就連在當地已經形成傳統的“無大午烤雞不成宴”的烤雞銷售也大受影響。五月份以來，一直是大午集團拳頭產品之一的大午烤雞的銷量呈明顯下降趨勢。
在此情形之下，爲了壓縮成本，大午集團不得不進行大規模裁員，一位已經在大午集團辦公室工作了三年的小姑娘說，裁員之後，大午集團的員工人數也由從前的一千四五百名降到現在一千餘名，而在崗的員工工資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調，這個辦公室也從原來的四五個人變成兩個人。“我原來的工資是每月600元，自從董事長出事後，便調到了540元。”從自己的工資收入中，小姑娘更能體會出董事長被抓事件的分量。“集團部門經理一級的工資下調幅度更大，達到了一兩百元甚至更多。這樣一直持續了幾個月，直到上個月，公司才又將工資調回到原來的水平。”
司法懸疑
“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的界定應該儘快明確。”11月6日夜，正在大午集團處理相關事務的辯護律師張星水接受記者採訪時作出上述表示。在他看來，這是外界關注孫大午案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另一個主要原因則是孫大午案所折射出目前普遍存在的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困局。
因案而起的大午集團融資困境在孫大午被拘之後迅速引起諸多專業人士的關注。不少著名學者專家紛紛就此展開熱烈討論。其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方曉霞博士的一份專門調查頗爲引人注目：該調查通過對北京、天津、河北、浙江300多家中小企業主要管理人員的問卷調查後發現，在50人以下的小企業的全部資金來源中，一半以上的資金來自所有者出資和企業內部積累，銀行和信用社貸款分別僅佔5.4%和8.3%，非正式借貸也就是民間借貸佔8.5%。融資難使許多中小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無法進行。
“這些問題其實國家相關部門一直都在關注和尋找解決辦法，十六屆三中全會上，就已經明確提出解決辦法。”一位資深人士說，在剛剛結束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專門強調“擴大直接融資，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完善資本市場結構，豐富資本市場產品，規範和發展主板市場，推進風險投資和創業板市場建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鬆近期亦就此專門撰文指出：“基於中國差異性極大的區域金融市場特徵，實際上在各地的中小企業等已經開創了多種形式的直接融資形式，這可以說也是特定發展階段的多層次市場的組成部分，值得積極予以總結和引導，至少應當對羣衆的首創精神給予必要的尊重。” 在記者即將離開大午集團的時候，又傳來了兩條消息：一條是當地警方又拘留了幾名爲大午集團代收存款的代辦員，當地警方傳給大午集團的消息是，儘快拿錢去換人。另一條則是河北省委主要負責人有可能接見孫大午。
深秋的徐水正在經歷着入秋以來最冷的一天，大午集團未來就如同窗外正在下個不停的秋雨，要麼是雨過天晴，要麼就是雪上加霜。歷此磨難大午集團能夠走出融資困局嗎？這一切都只能讓時間來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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